听证厅的电子屏红光闪了三闪,“00:00”的数字刚跳出来,旁听席就传来椅子拖动的刺耳声响。
苏砚站在证人席后方,能清晰听见自己喉结滚动的声音——七年前暴雨夜的雷声突然在耳边炸响,混着妹妹苏棠被抱上车时,发卡刮过她手腕的刺痛。
“审判长,”赵天明的声音像浸过温水的丝绸,带着恰到好处的沉稳,“ST集团作为本市重点企业,愿意配合司法机关对‘杨柳事件’进行内部审查。”他扶了扶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扫过台下举着相机的记者,“但公开审理难免引发舆论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危机,这对正在进行的民生项目......”
“赵会长这是在威胁法庭?”裴溯的声音冷不丁插进来。
苏砚转头看他,男人正单手撑着辩护席边缘,西装袖扣在冷光下泛着幽蓝,“还是说,您所谓的‘内部审查’,是要把七年前青藤福利院的火灾、三年前精神科的非法药物实验,还有苏棠失踪案里被篡改的监控记录,全当医疗事故档案锁进ST集团的保险柜?”
旁听席炸开一片抽气声。
赵天明的微笑僵在嘴角,他握话筒的指节微微发白,却仍维持着从容:“裴律师的想象力令人钦佩,但法律讲究证据。”
“证据?”裴溯从西装内袋抽出一沓文件,最上面那份泛黄的信纸边缘打着卷,“这是我母亲裴清芸2015年在看守所写的遗书。”他将信纸推到法警面前,“她在信里提到,当年给死者注射过量镇定剂的护士,袖口绣着ST集团的银蝶徽章——而那位护士,现在是您私人医疗顾问的妻子。”
苏砚看见赵天明的喉结动了动。
旁听席里,那个抱着褪色小熊的老太太突然站了起来,小熊的耳朵擦过她眼角的皱纹:“我闺女......她在青藤福利院做护工,出事前说看见院长办公室有ST的文件......”
“第二份证据。”裴溯又抽出一本褐色档案,封皮上“青藤福利院”的字样被水浸得模糊,“2013年8月,福利院接收了17名无户籍儿童,其中第7号档案的照片......”他翻开档案,一张泛黄的照片滑落在地——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正踮脚够窗台上的蝴蝶发卡,那是苏棠十岁生日时她亲手编的。
苏砚的指甲掐进掌心。
她摸出发间的蝴蝶发卡,金属凉意顺着指腹爬进血脉——发卡内侧的刻字“等姐姐来接我”被磨得发亮,像妹妹在黑暗里伸出的指尖。
“第三份,”裴溯的声音突然沉下来,他抽出最后一份文件,封皮印着海外生物科技公司的logo,“赵会长与这家公司的邮件往来显示,他们以’精神疾病研究‘为名,向ST旗下医院提供违禁药物。
而您的账户,过去十年间收到了37笔......“
“反对!”赵天明猛拍桌子站起来,金丝眼镜滑到鼻尖,“这些所谓的‘证据’来源不明,我要求......”
“要求什么?
要求程序正义?“裴溯突然笑了,那笑容像把淬了冰的刀,”您当年利用职务之便,让我母亲的案件错过关键物证鉴定;三年前买通鉴定机构,把药物致死写成抑郁症自杀;七年前更放火烧了青藤福利院,销毁所有儿童档案——“他向前一步,阴影笼罩住赵天明,”您口中的程序正义,不过是权力的遮羞布。“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鸣。
苏砚望着赵天明扭曲的脸,突然想起七年前那个雨夜:她追着载走苏棠的黑色轿车跑过三个路口,最后只在泥地里捡到这枚发卡。
当时她以为是自己跑得不够快,现在才明白——有人在更远处,把所有的路都封死了。
“传苏砚出庭。”审判长的声音像重锤敲在心上。
苏砚走上证人席,手心里的发卡硌出红痕。
她望着台下攒动的人头,那个穿工装的男人正用袖子抹眼睛,老太太的小熊被泪水洇湿了耳朵。
“苏女士,”检察官的声音温和,“您作为苏棠失踪案的目击者,能否陈述......”
“我要陈述的,不是七年前的那个夜晚。”苏砚打断他,她举起蝴蝶发卡,金属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是从那天起,所有被销毁的病历、被删除的监控、被焚烧的档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声音。”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却像绷紧的琴弦越颤越响,“杨柳说这是赵天明的审判,但真正的审判从来不是法庭上的对质——”她望着赵天明煞白的脸,“是那些被你们当作数据处理的人,那些被你们称为‘无户籍儿童’的人,那些在实验室里痛得蜷缩成一团的人,他们的记忆。”
“记忆不会被销毁。”她轻轻说,“因为我记得苏棠发卡上的刻字,那位老太太记得她孙女睡前要抱小熊,穿工装的先生记得他儿子最后一次通话时说‘妈妈的药好苦’。”她松开手,发卡“当啷”落在证物台上,“你们可以烧了福利院,可以改了档案,可以让法律程序变成游戏,但你们抹不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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