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的yk市，冷得早。七中教学楼前的老槐树还没落叶，红榜却先挂出来了——期末考试成绩单用浆糊贴在墙上，墨迹被北风吹得发皱。
我踮着脚挤进人群，指尖顺着班级名单往下划。“初一（7）班：王蕾189，王浩187……”念到第七个名字时，我的喉咙突然发紧。
“李维，李维！”我拽住她的袖子，“我……我数学才82，总分171。”
李维凑过去看，眉头立刻拧成疙瘩。上回运动会前月考，你还考了班级第五，数学98，总分192。“怎么会？”她翻出自己的成绩单，“我数学95，总分188，还是第八。”
风卷着碎纸片扑在脸上。我望着红榜上自己名字的位置——从第五掉到第十，像被谁狠狠扯了一把。放学的铃声响起，我却挪不动步子，直到看门大爷举着扫帚喊：“邵家小子！磨蹭啥呢？”
回家的路上结着薄冰。我攥着成绩单的手冻得发僵，裤脚沾了雪水，凉得刺骨。远远望见自家窗户透出暖黄的光，妈妈正趴在玻璃上张望，见我过来，赶紧推开门：“宏伟回来啦？快把棉鞋脱了，灶上炖了酸菜汤……”
饭桌上，爸爸把剥好的蒜瓣推过来，沉默着听我说成绩。末了，这个常年奋战在公安战线的男人放下筷子：“我记得你说过，运动会后要补数学的？”
我的筷子“当”地掉在桌上。
其实我何尝没努力？运动会后那周，我每天早自习背公式，午休做两张卷子。可不知怎的，越急越学不进去。上周五考数学，最后一道几何题，我盯着图发了十分钟呆，等回过神，卷子都收走了。
“明天叫你刘老师来趟家吧。”爸爸说这话时，烟灰落进了搪瓷缸，“咱得弄清楚，是题难了，还是心野了。”
刘老师是教我们七班和六班的数学，初一（7）我的班主任。他四十来岁，齐耳短发，手指上总沾着粉笔灰，说话像连珠炮，却让人听着心里踏实。
第二天午后，刘老师踩着棉鞋来到我家。她怀里抱着个蓝布包，坐下时接过我妈递过来的热水：“韩姐，宏伟这孩子我心里有数，不是懒，是……”她顿了顿，“心思没绷住。”
我缩在炕角，听刘老师翻我的试卷：“数学最后大题空着，选择题错了三道基础题。作文倒写了篇《跑道上的风》，得了满分。”他抬头笑，“这孩子，骨子里是个运动员。”
爸爸把熄灭：“刘老师，我们也没指望他成状元，就是怕他骄傲了，松了弦。”
“是松了。”刘老师把试卷摊开，“运动会他跑了年级第一，全班都跟着高兴。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考试就栽了跟头。这不是能力问题，是心态——觉得有特长就能松学习，这坎儿得迈过去。”
我妈抹了把眼睛：“我们在家也说他，他光点头，也不知道听进去没……”
“韩姐您别急。”刘老师从蓝布包掏出个笔记本，“我和各科老师碰了头，给他列了补漏计划。数学重点抓方程和几何证明，语文得练阅读题答题规范。关键是……”她看向我，“得让他自己醒过来。”
送走刘老师，我站在院子里，看妈妈在晾衣绳上挂他的校服。风掀起衣角，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秋衣——那是李维妈妈织的，藏青底儿，绣着朵小红花。
“妈，我知道错了。”我轻声说。
妈妈转身，眼睛还是红的：“知道错就行。明儿让李维来家里，你们俩一块儿学。”
李维来得很早，怀里揣着个硬壳笔记本，封皮是她用旧挂历纸糊的，画着两个奔跑的小人。“我问了我姐，她初三毕业，说寒假得‘查漏补缺’。”她把本子摊在炕桌上，“我列了个时间表，你看看行不行。”
我凑过去。本子上用铅笔写着：
1. 4:30-5:30单独跑10公里
2. 6:00-7:00 带班队训练（保持体能）
3. 7:30-8:30 数学（方程/几何）
4. 9:00-10:30 语文（阅读+作文）
5. 14:00-15:30 英语（单词+语法）
6. 16:00-17:00 自由补弱（哪科差补哪科）
“太满了。”我皱眉，“中午还得吃饭呢。”
“减半小时晨跑！”李维大笔一挥，“跑三圈就行，我陪你。你数学差，我把我姐的几何笔记借来了，她画了好多辅助线，特清楚。”她从书包里掏出个油印本，纸页边缘卷着毛，“还有这个，英语语法表，我抄的，你每天记五条。”
窗外飘起细雪。我摸着那本几何笔记，墨香混着李维身上的肥皂味，突然鼻子发酸。上个月运动会，李维为了给我送水壶，摔了一跤，膝盖肿了半个月，现在裤脚还留着淡青的印子。“维子……”
“别废话！”李维把铅笔拍在桌上，“我跟你说，上学期你帮我补作文，现在轮到我了。咱俩说好了，寒假结束，你要回班级前五，我冲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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