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殿内那场决定国是的激烈辩论，余波未平，但其结果已然如同磐石般落定。
刘禅的最终裁断，如同一声洪钟，宣告了蜀汉选官制度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反对者的喧嚣被暂时压下，支持者的振奋则化为推动新政落地的澎湃动力。
大司马府与尚书台，在诸葛瞻与樊建的主持下，几乎是连夜运转，依据那封联名奏疏的核心原则与朝堂辩论中补充的细节，开始草拟具体的科举章程。
这并非简单的公文往来，而是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的精密设计，每一环节都需反复推敲，权衡利弊。
数日后，一份更为详尽、体例完备的《景耀科举新制疏》再次呈递御前。刘禅阅后，未再犹豫，朱笔批红，加盖玉玺，正式颁行天下。诏书以明发邸报的形式，迅速传遍益州各郡县，乃至飞马送至陇西、天水等新附之地，同时也如同长了翅膀般，不可避免地传向了魏、吴两国。
这份最终确定的科举制度，明确了以下几个核心要点：
一、定名与定位： 正式定名为“大汉科举取士制”，确立其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常制”与“正途”，与原有的察举、征辟等制度并行，但明确其优先地位，并规定未来官员升迁，科举出身者将享有更优的考量。
二、周期与层级： 采纳了类似后世成熟的“三年大比”之制，并将考试明确划分为三级，以求层层选拔，确保人才质量：
· 乡试（秋闱）： 每三年一次，于景耀十年八月首次举行，此后循例。在各郡郡治设立考场，由朝廷派遣考官与地方长官共同主持。本郡所有符合条件（户籍、品行等）的士子，无论出身，皆可报名应试。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获得了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资格，同时也可获得免役、见官不拜等一定特权，具备了出任地方低阶佐吏的资格。此举极大地激发了基层士子的积极性。
· 会试（春闱）： 在乡试举行的次年，即景耀十一年二月，于京城成都举行。由各郡选拔出的“举人”参加。由皇帝亲自任命德高望重的大臣担任主考官，负责命题、阅卷、定榜。会试取中者，称为“贡士”，意味其才学已得到国家认可，有资格贡献于君王御前。
· 殿试： 在会试发榜后不久，由皇帝刘禅亲自主持，于皇宫正殿举行。所有“贡士”皆需参加。殿试原则上不再淘汰考生，主要目的在于由皇帝亲自复核才学，并通过策问等方式，最终确定所有贡士的排名，即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进士出身”）、三甲（“同进士出身”）。殿试之后，由皇帝亲自宣布名次，并赐宴、授官，荣耀无比。此举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在人才选拔中的权威与恩宠，也使得所有进士都成为所谓的“天子门生”。
三、科目与内容： 充分采纳了陆抗、樊建等人的建议，科目设置务实而多元：
1. 明经科： 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与理解，但侧重经义阐释与联系时务的策论，而非单纯的记诵。
2. 明法科： 考察律法条文、案例判析以及法制理念。
3. 明算科： 考察算术、测量、账目管理等实用数学能力。
4. 边务科： 新设科目，考察地理、夷情、屯田、边防政策等，专为选拔治理边疆、安抚异族的人才。
5. 农工科（暂名）： 新设科目，考察农桑水利、营造冶炼等百工技艺之原理与管理。
6. 吏治科： 新设科目，考察处理户籍、赋税、诉讼等具体郡县政务的能力。
诏书明确规定，各科取士名额需有合理分配，确保明法、明算、边务、农工、吏治等务实科目占据相当比例，避免被明经一科架空。考试内容强调策论，考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保障与监察：
· 立法保障： 颁布《科举律》，严厉禁止任何形式的舞弊、阻挠士子、营私舞弊等行为，违者视情节轻重，处以革除功名、流放乃至极刑的惩罚，并罪及家族。
· 监察独立： 由锦衣卫、御史台联合组成巡回监察组，分赴各郡监督乡试全过程，有权直接向皇帝和大司马汇报，严惩违规。
· 寒门扶持： 各郡县需为远道赴考的寒门士子提供必要便利，如驿站提供廉价食宿。朝廷设立“助学仓”，对家境极其贫寒而品学兼优的学子，提供少量钱粮资助，助其完成学业。
· 世家引导： 明确宣布，对于积极支持科举、其子弟通过科举入仕的家族，将在“商税折抵”、“工坊承包权”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性优惠，以此分化、引导世家大族。
诏书颁行之日，成都城内，尤其是大汉书院附近，几乎万人空巷。寒门，百姓学子奔走相告，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看到了一条清晰可见、相对公平的晋升之路，数年苦读，终于有了明确的指向。茶馆酒肆之中，人人都在议论这“三年一试”的秋闱春闱，议论那五花八门的科目，仿佛一夜之间，求学问道的风气都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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