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蜀汉都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与忙碌之中。
先帝刘禅的灵柩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下，依帝王礼制，葬于惠陵，与昭烈皇帝刘备合葬。陵墓之前，石碑新立，上面镌刻着经过朝堂反复议定、最终由太子刘璿和辅政大司马诸葛瞻共同认可的谥号——孝思皇帝。
“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这既是对刘禅一生奉行孝道，追念先帝与相父的肯定，也暗合了其仁厚、近乎“慈惠”的秉性，是对其个人品德盖棺定论的核心。而“思”，追悔前过曰思，道德纯一曰思。这个字，用得极为精妙，也饱含深意。它明确地指向了景耀四年之前，刘禅因宠信黄皓、疏于朝政而导致的国势倾颓，同时也着重褒扬了他能在最后关头，幡然醒悟，追悔前过，毅然托付诸葛瞻，从而力挽狂澜，使国家转危为安的巨大功绩。一个“思”字，既是对过往错误的坦诚，更是对那段君臣携手、革故鼎新岁月的总结与肯定。
“孝思皇帝……”许多老臣在陵前默念这个谥号，心中百感交集。他们见证了这位皇帝的前半生庸碌与后半生的“从善如流”，这个谥号，可谓恰如其分。
国丧期满，太子刘璿在诸葛瞻及文武百官的拥戴下，于成都正式登基，继承大汉皇统。新帝即位，万象更新，首要之事便是改元，以昭示新朝气象，宣示治国方略。
新帝刘璿虽性情仁厚，但经历父皇晚年病重、托孤大事，又在诸葛瞻等人悉心教导下参研政事多年，深知如今的大汉已非昔日偏安一隅的弱小政权。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锐意改革，西起陇右，东据江陵，南抵交趾，国力强盛，兵精粮足，民心归附。他与诸葛瞻，以及大司马府的核心幕僚们以及礼部反复商议后，一致认为蜀汉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战略优势，是时候从长期的“战略防御”转向积极的“战略进攻”，以“奉天讨逆”的姿态，开启统一天下的伟业。
在这一共识下，一个新的、充满魄力的年号被提了出来——天纪。
“天”，指天命、上天，是至高无上的意志所在。“纪”，指纲纪、法度、秩序。“天纪”合起来，即是“上天的纲纪”，或“承天之命来治理天下”。这个年号霸气外露，它直接宣告：汉室的天命从未更改，如今国力鼎盛，正是“天命在汉”最有力的证明。新君刘璿，将代表上天，执行天罚，重整被魏晋篡逆所破坏的乾坤秩序，恢复天下的纲常法度！
在一次由刘璿主持、诸葛瞻及核心官员参与的小型御前会议上，新帝阐述了这个年号的深意。
“大司马，诸位爱卿，”刘璿的声音比之先帝灵前时，多了几分沉稳与决断，“朕与思远，及诸位肱骨皆以为，我大汉卧薪尝胆十余载，今已兵甲充足，府库丰盈，民心可用。逆晋虽立，然其篡魏而得国不正，内部纷争未息；东吴孙皓，暴虐无道，国力日衰。此正乃我大汉奉天讨逆，廓清寰宇之良机！‘天纪’之年号，正可彰显此志，激励将士，宣威于天下！”
诸葛瞻肃然点头，接口道：“陛下圣明。‘天纪’二字，既能明我正统，又可鼓我士气。王师所向，非为一己之私利，乃是代天行罚，重整秩序。此号一出，天下有识之士，必更知所归向。”
坐在下首的大司马府长史程虔，抚须沉吟道：“《尚书》有云，‘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纪’正合此意，强调我大汉所行，乃依天理伦常，名正言顺。”
性格刚直敏锐的尚书郎黄崇则目光炯炯地说：“此号更能与司马炎之‘泰始’针锋相对。他欲示之以‘泰’，我则彰之以‘纪’，高下立判，人心向背可知！”
负责情报与内部监察的李焕冷静分析：“年号亦是攻心之利器。‘天纪’传播开来，必使晋吴境内心怀汉室者更为活跃，亦能震慑宵小。”
而负责军事后勤协调的李烨则振奋道：“将士们闻此年号，必知大战将至，且是堂堂正正之师，讨伐不臣！士气必为之大振！”
见核心班底意见统一，刘璿最终拍板。于是，在公元272年，大汉皇帝刘璿下诏，告祭宗庙天地，改景耀十五年为天纪元年。
“天纪”这个年号，如同一声洪钟，响彻在蜀汉的朝堂、军营和州县之间。它不仅仅是一个纪年的符号，更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一个时代的宣言。它标志着在诸葛瞻的辅佐下，刘璿领导的新一代蜀汉政权，已经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态势，满怀信心与力量，准备主动出击，去实现那个“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终极梦想。
天纪新元，万象更新，一场以“奉天讨逆”为旗帜的统一战争，即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拉开波澜壮阔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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