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了废弃工厂的穹顶，像金色的纱幔般洒落在“龙窑”巨大的窑口上。那曾经翻腾着诡异釉色与烈焰的窑眼，此刻安静得像一面古镜，倒映着初升的朝阳和我疲惫不堪的身影。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特的味道，那是臭氧的焦糊味、泥土的腥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如同雨后青草般的清新气息——那是“净化”正在进行的味道。
我跪在温热的地面上，手里紧紧攥着那三块已经失去光泽、变成普通陶土的瓷片。它们曾经承载了父亲毕生的心血与秘密，如今使命完成，便回归了最本真的状态。我的指腹轻轻摩挲着瓷片粗糙的断面，仿佛还能感受到父亲当年在灯下描绘釉料配方时的温度。
赵刚拖着受伤的腿走过来，他脸上的黑灰还没来得及擦去，眼神却异常明亮。他看了看那堆曾经是施文庆的泥土，又看了看我，长舒了一口气：“结束了，江瓷。一切都结束了。”
我抬起头，看着他，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滑落。这眼泪里，有委屈，有释然，更有对那些逝去之人的无尽思念。
“是啊，”我哽咽着说，“结束了。”
随着施文庆的覆灭，他背后的神秘组织瞬间土崩瓦解。特警队已经控制了现场，那些被“净化”之力剥离了瓷化外壳、恢复了神智的受害者们，正被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这其中，或许就有当年被迫参与计划、迷失了自我的人。
林博士的遗体被妥善安置了。他是为了保护“钥匙”而牺牲的英雄。我走到他身边，轻轻合上他依然圆睁的双眼，将那件他视若生命的青瓷残片放在了他的胸口。
“林伯伯，您看到了吗？父亲的清白，保住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几天后，在市局的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听证会正在进行。
我将父亲的实验日志、张伯留下的证词录音，以及林博士生前整理的数据资料，一份份摆在了桌面上。这些铁证如山的材料，像一把把重锤，彻底击碎了当年扣在父亲头上的“叛国”、“破坏国家财产”的莫须有罪名。
大屏幕上播放着从施文庆组织服务器里解密出来的档案，清晰地还原了当年的真相：
父亲江明远，作为“诺亚陶罐”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发现了利用邢窑透影白瓷特性进行核污染净化的原理。然而，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却被当时的项目高层（也就是后来的神秘组织核心）盯上，他们企图将其改造成一种能够通过陶瓷碎片进行无差别渗透破坏的“脏弹”技术。
父亲坚决反对，他试图销毁数据，却被陷害为“实验事故责任人”。为了保护核心数据不被窃取，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假装精神失常，甚至不惜在那批关键的透影白瓷上动手脚，制造了“运输途中被盗”的假象，实际上是将它们藏了起来，并留下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线索。
当听证会结束，那份红头的《关于为江明远同志恢复名誉的决定》文件递到我手中时，我感觉它有千斤重。
走出警局，阳光明媚得有些刺眼。我抬头望向天空，仿佛看到了父亲、张伯和林博士在云端微笑。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作为“诺亚陶罐”计划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主导了该项目的重启。
这一次，它不再是什么“陶罐”，而是被正式命名为“青鸾计划”。
我们在父亲当年设计的“龙窑”基地上，建立了全新的陶瓷净化研究中心。那座曾经差点酿成灾难的窑炉，如今成为了守护环境的利剑。利用父亲留下的配方，我们成功烧制出了第一批“净化釉料”，它们被制成陶罐，埋入了那些被核废料污染的土地深处。
奇迹发生了。短短三个月，那片寸草不生的荒地，竟然冒出了嫩绿的新芽。
在一个春日的午后，我独自一人回到了当初那个废弃的工厂。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公园，纪念那些在对抗黑暗中牺牲的英雄们。
我走到一座新立的纪念碑前，轻轻放下一束白菊。碑身上，刻着父亲、张伯、林博士，以及所有我知道和不知道的名字。
“爸，张伯，林伯伯，”我轻声说，“你们看，一切都变好了。”
微风吹过，带来远处田野里泥土的芬芳。我仿佛听见了父亲爽朗的笑声，看见了张伯修补搪瓷杯时专注的侧脸，还有林博士拿着青瓷侃侃而谈的模样。
我转身，走向停在路边的车。副驾驶上，放着一个崭新的、釉色温润如玉的邢窑白瓷瓶。这是我在父亲的笔记指导下，亲手烧制的第一件成品。
瓶身上，我用青花颜料，画了一条盘旋向上的龙。
它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守护。
它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重生。
它是我对过去的告别，也是我对未来的承诺。
我启动车子，后视镜里，纪念碑渐渐远去，而前方的路，宽阔而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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