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前的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院子里那两盏电灯在越来越急的夜风中疯狂摇晃，光影在每张脸上跳跃不定，像一场荒诞的皮影戏。
李建国站在院子中央，背脊挺得笔直。他刚才那些话——关于恩仇分明，关于街道办的认可——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已经把这院子虚伪的表皮割得七零八落。
但还不够。
有些脓包，必须彻底捅破。
他缓缓转身，目光如电，先落在易忠海脸上，然后扫过瘫坐在地的贾张氏。
“话说到这个份上，”李建国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像这闷热夏夜里的第一道惊雷，“咱们就说说最根本的。”
他往前走了一步，站到易忠海面前三步远的地方。
“易师傅。”李建国换了个称呼，不再是“一大爷”，而是“易师傅”——轧钢厂的八级钳工，父亲的工友。
易忠海心头一紧，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搪瓷缸子。
“您是我爸的工友，一起在轧钢厂干了十几年。”李建国声音平静，却字字清晰，“我爸牺牲那会儿，您是厂里的老人，是八级工，一个月八十七块五——全厂最高的工资之一。”
院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时候您来我家看过一次，说了几句‘节哀顺变’，就走了。”李建国看着他，“我不怪您，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可是易师傅，我现在想问您一句——”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
“您口口声声说要互帮互助，要顾全大局，要帮扶困难户。那好，贾家困难，全院都知道。您是八级工，院里工资最高的人。这两年来，您帮扶了贾家多少？”
易忠海脸色瞬间煞白。
“是借过钱，还是送过粮？”李建国追问，“是给过肉票，还是帮交过医药费？您要说有，现在就说出来，咱们现场对账。”
易忠海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帮过贾家吗？帮过。但都是小恩小惠——半袋棒子面，几斤白菜，最多的一次是借了五块钱，贾东旭两个月后才还。这些，怎么拿得出手？
“说不出来？”李建国冷笑，“那我替您说。您帮得最多的，就是开全院大会，号召大家给贾家捐款。用的是‘集体’的名义，花的是邻居的钱，成全的是您‘一大爷’的面子。”
这话太毒了，直接撕开了易忠海最虚伪的那层皮。
“您一个月八十七块五，在1955年是什么概念？”李建国环视全场，“够买一百多斤猪肉，够扯两百多尺布，够一个五口之家过得很体面。您要是真有心帮贾家，从手指缝里漏一点，就够他们改善不少。”
他逼视着易忠海：“可您呢？只会盯着我这个半大孩子，盯着我那一百八十块钱的工资，逼我‘顾全大局’，逼我‘交钱出来’。易师傅，您这算盘打得，是不是太精了？”
易忠海浑身发抖，手里的搪瓷缸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
李建国不再看他，转向地上的贾张氏。
贾张氏还瘫坐着，但已经不敢哭嚎了。她看着李建国那双冰冷的眼睛，心里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贾大妈。”李建国叫她，语气里满是讽刺，“该您了。”
贾张氏一哆嗦。
“您刚才说得可怜，吃糠咽菜，日子难过。”李建国蹲下身，平视着她，“那我问问您——您儿子贾东旭，今年二十八岁，身强力壮，轧钢厂二级钳工，一个月三十八块五。这工资，在院里是什么水平？”
没人接话。
“我告诉您。”李建国自问自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孙叔家老两口加三个孩子，一个月就靠孙叔四十二块钱；钱婶家老钱工伤在家，一个月补助二十五块；赵家五个孩子，老赵四十五块工资。这些人家，哪家不比您家人多？哪家不比您家困难？”
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贾张氏：
“可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孙婶在街道糊纸盒，一天挣八分钱；钱婶帮人洗衣服，一件两分钱；赵家大丫头十五岁就进纺织厂当学徒，一个月十八块补贴家用。您呢？”
贾张氏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您今年五十三，身体硬朗，一顿能吃三个窝头。”李建国声音陡然提高，“街道办组织糊纸盒，您去了一天，就说腰疼不去了。居委会找临时工打扫卫生，您嫌丢人。就连纳鞋底这种坐在家里就能干的活，您也说眼神不好。”
他一口气说完，院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您儿子贾东旭，”李建国转向贾东旭，“二级钳工，好好干，三年考三级，五年考四级，工资就能涨到五十多。可他呢？上班磨洋工，下班就躺院子里晒太阳。技术考核三次没过，还怨师傅没教好。”
贾东旭羞愧地低下头，秦淮如在一旁默默流泪。
“您儿媳妇秦淮如，”李建国看向秦淮如，语气缓和了些，“怀孕五个月，还天天上班，下班回来做饭洗衣服。秦姐，您不容易，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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