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城头，玄黑色的“大齐”旗帜和“冲天大将军黄”的帅旗，在初夏的江风中猎猎作响，取代了昔日唐廷的赤黄旗与“山南东道”、“王”字将旗。旗帜的更易，如同一个再鲜明不过的信号，穿透了随州的城墙，以比溃兵更快的速度，乘着驿马、顺着商船、沿着乡野小径上的窃窃私语，向着四面八方迅猛扩散开去。
这一次，不再是“流寇袭扰”、“小丑跳梁”之类的轻蔑描述，而是实打实的、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实：曹州巨寇黄巢，已于五月底攻克荆襄北部门户随州，全歼守将王建所部，缴获无算。
消息所至，荆襄震动，继而席卷整个长江中游乃至更南方的藩镇州县，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千斤巨石，激起的涟漪，层层叠叠，冲击着各方势力的神经。
襄阳，节度使府。
往日从容自信、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空气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混合着震怒、惊惶与深深挫败感的凝重。刘巨容将自己关在书房已近一日，案几上堆积着来自各方的紧急文书，他却无心翻看。
随州失陷，王建惨败溃逃，这不仅仅意味着失去了一座城池和一支军队。这意味着他刘巨容的战略误判（轻视黄巢）、用人失察（重用王建）、内部掌控不力（将帅失和）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天下人面前。他的威望，他多年来悉心经营的“荆襄屏障”形象，遭受了致命一击。
更让他脊背发凉的是黄巢在随州的举动。开仓放粮（虽然数量有限），清算王建及其党羽家产，张贴安民告示宣布废除部分苛捐杂税，整肃军纪严禁扰民……这一套组合拳，打出的不仅仅是军事胜利，更是一种与旧政权截然不同的政治姿态。这是要扎根，要争民心！这比单纯的流窜劫掠，危险百倍！
“黄巢……已成心腹之患！”刘巨容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手心冰凉。他第一次感到，那个北来的对手，其志恐不在劫掠，而在……天下。而自己，很可能成为其崛起路上，第一块被踏碎的垫脚石。
“节帅，”李珰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带着小心翼翼，“江陵王相公处，又有公文至。还有……淮南高骈节度使、江西王郢观察使等处，皆有信使询问北面贼情。”语气中透着一丝尴尬。这些询问，看似关心，实则不乏打探、审视，甚至幸灾乐祸的意味。尤其是江陵王铎，恐怕正借此机会，在朝中大肆攻讦他“剿贼不力，养虎为患”。
刘巨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此刻绝不能自乱阵脚。“回复诸镇，就说贼寇侥幸得逞，我军正在调整部署，不日即可克复失地，剿灭残匪。语气要强硬，自信！”他顿了顿，“另外，密令水师，加强汉水全线巡逻，尤其是襄阳至江陵段，严防贼人渗透或南窜。再派得力之人，持重金厚礼，速往长安……打点关节。”最后一句，声音压得极低。朝中的舆论，必须想办法挽回，至少不能任由王铎泼脏水。
江陵（荆州），荆南节度使府。
与襄阳的压抑不同，江陵府内的气氛，透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微妙。
王铎放下手中关于随州失陷的详细谍报，轻轻捋了捋修剪整齐的胡须，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他与刘巨容不睦已久，对方吃此大亏，他自然有几分快意。但黄巢的坐大，同样非他所愿。一山不容二虎，荆襄之地，岂容他人酣睡？即便那人是“反贼”。
“刘弘范（刘巨容字）此番可是栽了大跟头。”王铎对心腹幕僚淡淡道，“两千精锐，说没就没。随州坚城，一日即下。嘿嘿，往日里总以‘荆襄柱石’自居，如今看来，不过是泥塑纸糊。”
幕僚低声道：“相公，黄巢之势，恐不可再以寻常流寇视之。其据随州，北可窥中原，西可胁我江陵，东可下江淮，实乃大患。刘节帅若不能迅速剿灭，恐遗祸无穷，亦波及我荆南。”
“波及？”王铎冷笑一声，“他刘巨容惹出来的祸事，自然该他自己收拾。朝廷若要问罪，也是他首当其冲。不过……”他话锋一转，“也不能让黄巢太过舒坦。传令下去，江陵戒严，水陆关隘加倍盘查。再……派人去随州那边，嗯，以民间商贾或流民身份，接触一下，看看黄巢到底想要什么，胃口有多大。”他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或许，可以驱狼吞虎？或者……待价而沽？”
在王铎看来，局势虽然危险，但也未尝不是一次重新洗牌、攫取利益的机会。黄巢，或许可以成为他压制甚至取代刘巨容的一把刀，当然，这把刀必须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在合适的时机折断。
更远的地方，淮南节度使驻地扬州，江西观察使驻地洪州（南昌），乃至湖南观察使驻地潭州（长沙）……
黄巢攻克随州的消息，如同一阵凛冽的北风，吹散了南方诸镇“承平日久”的迷梦。各地节帅、观察使、刺史们，反应不一。有惊惶失措，紧急加固城防、招募乡勇的；有冷眼旁观，盘算着朝廷和其他藩镇反应的；也有心思活络，暗中派人北上，试图与这位新崛起的“黄王”搭上关系，无论是出于投机，还是为了购买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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