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归乡的田埂上，新翻的泥土还带着湿气，在春日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李阿牛佝偻着腰，小心地将最后一把谷种撒进属于自己的那块水田里，直起身，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把额头的汗，望着眼前平整的田亩，咧开嘴，露出所剩不多的黄牙。有田了，真的有了。这份踏实感，比窝在破庙里领救济粥时强了百倍。
然而，喜悦之余，一丝隐忧如同田边水渠里孑孓般悄然滋生。有了田，固然好，可这田……要交多少租、纳多少税？前朝官府那五花八门的税赋名目，什么“青苗钱”、“地头钱”、“盐铁钱”、“脚钱”……层层盘剥下来，好年景尚且艰难，稍遇灾荒便是倾家荡产。大将军的新政说了要减租减赋，可到底怎么减？减多少？会不会像以前某些“清官”一样，雷声大雨点小，或者被下面的胥吏变了花样？
李阿牛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几乎每一个领到新田契的农户，心头都压着同样的疑问。土地是命根子，赋税则是勒在命根子上那根看不见却随时可能收紧的绳索。新政能否真正惠民，税制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是检验黄巢“均平富”承诺含金量的试金石。
广州城，行辕议事堂。气氛比讨论分田时更加凝重。分田触及的是土地所有权，尚可逐步推行，区别对待。而税制，则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财政收入、军需供应、乃至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牵一发而动全身，且必须尽快明确，以便春耕后征收。
堂内，除了杜谦、崔沅等负责民政的核心官员，度支曹、户曹的属吏几乎全员到齐，桌上摊满了从原唐廷府库抢救出的残破税册、各州县上报的历年征收情况（数字大多混乱可疑）、以及各地豪强、商贾、乃至普通农户（通过新设的“采风使”暗中访问）反馈的税负实情。
“大将军，诸位大人，”新任度支曹主事，一位名叫钱谷的原唐廷老账房，此刻面色凝重，指着几卷残册道，“岭南旧制，大体承袭两税法，分夏秋两季，按田亩、资产征税，是为‘正税’。然百余年来，早已名存实亡。实际征收，正税之外，杂派繁多，不胜枚举。仅广州一地，常年征收的杂税名目，便有二十七种之多！什么‘船脚钱’、‘冶铁钱’、‘茶盐钱’、‘进奉钱’、‘折估钱’……名目巧立，实则尽入贪官污吏及地方豪强私囊。百姓往往只知要钱，不知何税，苦不堪言。”
他顿了顿，翻出另一份汇总：“更有甚者，因土地兼并、户籍混乱，出现‘田去税存’、‘富者田连阡陌而不纳一粟，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赋税加倍’之怪状。朝廷中枢所得，十不存一；而民力已竭，怨声载道。此乃前朝崩坏之重要症结。
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黄巢默然听着，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唐末税制的崩坏，他有所了解，但具体到岭南，其混乱与黑暗程度，依然触目惊心。
“如今我等分田，田亩渐清，户籍在整。”崔沅接口道，“正宜借此机会，废旧立新，建立一套简明、公平、可持续的新税制。否则，分田之德政，恐被苛税所抵消，民心难得。”
“诸位有何想法？”黄巢目光扫过众人。
堂下议论纷纷。有人主张彻底废除两税，恢复更古老的“租庸调制”；有人认为可在两税基础上简化；也有人提出应加重商税，弥补减征的田赋。
杜谦沉吟良久，缓缓开口：“大将军，老朽以为，新税制之要，首在‘简明’与‘公平’。税目繁杂，则吏易为奸，民不知措。税负不公，则民怨沸腾，根基不稳。”
他走到一幅简陋的岭南地图前：“以老朽浅见，新税可定为三大类：一曰‘田赋’，按新清丈之田亩等级（分上、中、下、瘠）征税，税率从轻，且明确公告，丰年不增，荒年可酌情减免。此乃国家正供，亦是最稳定之源。”
“二曰‘丁税’，或称‘户税’。按户等（结合田产、营生粗略划分）征收定额钱或物，以替代部分力役。可尝试推行‘摊丁入亩’，将丁税部分折算入田赋，减轻无地、少地者负担，此策可在广州附近及新分田地区先试。”
“三曰‘商税’。分坐贾、行商、市舶之别。坐贾按店铺规模、行业利润估税；行商设关卡，值十抽一或抽二，一税之后，全境通行，不得重复征收；市舶司则依新颁《简约》执行。商税之设，既为充实府库，亦为调节贫富。”
“此外，所有前朝杂税、加派、乃至‘皇粮’、‘贡献’等名目，一律废除！官府日常运作、兴修水利、赈济灾荒等开支，皆从上述正税中支取，并需编制预算，定期公示，接受监督。”
杜谦的构想，融合了简化税目、公平税负、重视商税、以及财政透明化的理念，虽仍显粗糙，但方向清晰，且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民间最痛恨的“税乱”问题。
“杜使君所言，甚合我意。”黄巢点头，“然税率几何？户等如何划分？征收损耗如何避免？吏员从中舞弊又当如何防范？此皆需细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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