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春风，不仅吹绿了田畴，也悄然搅动着士林的心池。广州城内外，那套《南国新政纲要》的文告，如同一块投入千年静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远不止于乡野田夫。对于读书人——这个时代社会的头脑与喉舌——而言，这不仅仅是田亩赋税的变化，更是一场关乎道统、出处、乃至安身立命根本的巨大冲击。
城西，光孝寺旁一处僻静的院落。几竿修竹掩映着半旧的门扉，院内青苔湿滑，堂屋中飘散着陈年书卷与劣质茶梗混合的淡淡气味。这里是老儒生周文渊的赁居之所。周文渊年近六旬，出身韶州寒微士族，苦读半生，却屡试不第，只在广州某蒙学馆中做个塾师，勉强糊口。此刻，他正与两位同样处境潦倒的老友对坐，面前的粗陶茶碗早已凉透。
“文渊兄，那《新政纲要》，你可细看了？”说话的是原广州都督府一位不得志的刀笔吏，姓吴，因写得一手好字却不通钻营，多年来沉沦下僚。
周文渊枯瘦的手指敲打着摊在桌上的文告抄本，眉头紧锁，仿佛在研读艰深的经义：“看了，字字皆识，句句惊心。‘不拘出身，唯才是举’、‘开南国试，不独重诗赋经义，亦考策论、算术、律令’……这，这成何体统！”他声音带着痛心疾首的颤抖，“圣贤之道，诗书礼乐，乃取士之本！黄巢一介盐枭，安敢擅改祖宗成法，轻弃经义？还要考什么算术、律令？岂非将庙堂之事，混同于胥吏杂学？长此以往，斯文扫地，道统何存！”
另一位老友，曾做过县学教谕的郑先生，叹了口气，神色更为复杂：“文渊兄所言，自是正理。然……你看这‘蒙学堂’，广招寒门童子，授以《新编千字文》……虽去圣贤微言，却实利于开民智。还有这肃贪吏、减赋税……其言其行，倒也有几分恤民之意。只是，这终究是‘叛贼’之政……”
“郑兄糊涂！”周文渊提高了声音，脸色因激动而泛起潮红，“贼便是贼！纵有恤民之举，亦为邀买人心，其心可诛！我辈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忠君爱国，明华夷之辨，守纲常名教！岂能因些许小惠，便折节事贼？昔日安史乱唐，亦有伪燕‘开科’，可能持久？不过镜花水月！吾等士人，当效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方全气节！”
他言语铿锵，仿佛在说服两位老友，更在说服自己内心那丝因新政“恤民”而起的动摇。忠君与悯民，道统与现实，在他心中激烈撕扯。
与周文渊的激烈抗拒不同，城中另一处略显嘈杂的酒楼雅间内，气氛则微妙得多。围坐的几人年纪稍轻，多在三十至四十之间，有屡试不第的秀才，有在州县衙门做过幕僚的失意文人，也有家道中落、不得不靠替人写状词书信为生的“讼师”。
“诸位，这‘求贤馆’的告示，可是实打实贴出来了。”一个面皮白净、眼神活络的秀才压低声音道，“只要有一技之长，经考核便可录用，授以实职，按月领俸！不论是否科举出身，甚至……不论是否曾为唐廷官吏！”
“张兄莫非动心了？”旁边一位幕僚出身的文人捻着胡须，似笑非笑，“黄巢虽据岭南，然天下未定，唐室犹存。此时投效，万一将来朝廷王师南下……”
“王师？”那被称为张兄的秀才嗤笑一声，“王仙芝在荆襄折腾，朝廷尚且剿抚不定。中原藩镇，几如独立。这岭南天高皇帝远，黄巢既能破广州，稳局势，推行新政，我看……未必不能成事。何况，”他眼中闪过一丝精明，“‘不拘出身，唯才是举’，这对你我这般无门第、无奥援之人，岂非天赐良机？难道真要一辈子困守穷庐，或仰人鼻息做个刀笔小吏？”
“话虽如此，名声终究……”有人仍有顾虑。
“名声？”另一人接口，语气带着愤懑，“名声能当饭吃？能换前程？唐廷取士，何曾真正公平？还不是看重门第、关系、诗赋虚文！你我寒窗苦读，空有满腹经纶，却连个正经出身都挣不到！黄巢新政，考策论、算术、律令，这些恰是你我所长！此正英雄用武之地！至于忠君……君视我如草芥，我何必待君如父母？若能辅佐新朝，开创气象，使才华得展，抱负得伸，造福一方百姓，岂不胜过老死牖下，空谈气节？”
这话说中了许多人的心病。对现实的不满，对前程的渴望，对自身价值的证明需求，往往比空洞的“忠义”更有力量。尤其在唐廷权威早已扫地、世事纷乱如麻的当下。
而真正引起岭南士林更大震动的，是一位名叫陆明远的中年士子的举动。陆明远出身广州本地小商贾家庭，自幼聪颖，博览群书，尤精算学、律例与舆地，但因出身“商籍”，在唐廷科举中备受歧视，虽有才名，却只能辗转于各大商号做账房、文书，郁郁不得志。新政文告一出，他闭门三日，仔细研读，尤其是关于市舶司、工坊、新税制以及“开南国试”的部分。
第四日，陆明远做出了一个令亲友瞠目的决定：他整理了自己历年所着的《岭南物产赋税考》、《海贸利病疏》、《简易算法新编》等十余卷手稿，径直来到了新设的“求贤馆”，报名应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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