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石矶的烽火与烟柱，如同投向帝国东南心脏的一枚烧红的烙铁，其灼痛与惊骇，以最快的速度，沿着驿道、江船乃至口耳相传的流言，狠狠烙在了金陵城（亦称昇州，今南京）的每一块墙砖、每一扇朱门、乃至每一个人的心头。
长安：迟来的恐慌与混乱的朝议
当采石矶失守、李系兵败身死的急报，以近乎亡命的速度，层层传递，最终送达长安大明宫时，距离那场激战已过去了整整十日。然而，这并未减轻它对已然千疮百孔的唐廷中枢造成的冲击。
含元殿上，一贯沉溺于宴游、似乎对天下糜烂视而不见的年轻皇帝（唐僖宗李儇，此时可能仍未成年或刚成年，权宦田令孜等掌权）罕见地被从击鞠场上紧急召来，脸上还带着几分被打扰的不悦与茫然。而殿下，朝臣们的争吵几乎掀翻殿顶。
宰相郑从谠（或此时其他在位宰相）须发皆张，厉声斥责淮南节度使高骈“拥兵自重，坐视贼势坐大”，又痛骂已死的杜韬“丧师辱国”，更指摘朝廷先前对岭南“疥癣之疾”的轻视。他要求立刻严旨切责高骈，命其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采石，固守金陵，并速调中原诸道兵马南下驰援。
然而，立刻有大臣（可能出自与高骈有旧的派系，或单纯务实）反驳：中原自王仙芝、黄巢余部（此时指王仙芝等）纵横，各镇自顾不暇，哪有余力南调？江淮各州，如今风声鹤唳，自保尚且艰难，如何能抽出兵马？高骈虽总督江防，然其本部精锐多在北面防备沙陀、党项，仓促间能调往江南的兵力有限，且新败之余，士气可用否？
更有掌管财政的度支使（或相关官员）哭丧着脸奏报：去岁关中大旱，今春河东兵乱，国库早已空空如也。若要大规模征调兵马、重建江防，钱粮从何而出？难道又要加征“剿贼捐”、“防江税”？只怕贼未至，民变先起！
宦官权臣（如田令孜）则更关心皇帝的安全和自己的权位，对遥远的江淮战事兴趣缺缺，只催促尽快拿出一个“稳妥”的方案，莫要惊扰了圣驾。
朝议从清晨吵到日暮，除了互相指责、推诿责任和空洞的“严令死守”、“催促进剿”之外，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策略。最终，只有几道充满焦虑、愤怒却苍白无力的诏书被草拟发出：严斥高骈，令其“戴罪图功”，务必确保金陵及漕运安全；要求荆南、江西、浙东等邻近道州“速发援兵”；号召天下忠义“共赴国难”。然而，诏书如何执行？钱粮何来？援兵在哪？无人能答。
长安的震动，更多是一种迟到的、上层建筑的恐慌，一种意识到大厦将倾却无力回天的绝望。真正被推到悬崖边的，是金陵，是高骈。
润州（镇江）行辕：高骈的困局与抉择
长江下游南岸的润州（今镇江），与金陵隔江相望，本是控扼运河入江口的重镇。高骈奉“总揽江防”之命移驻此地，本意是以此为支点，北护扬州、漕河，南屏金陵，西扼长江。然而，他甫一抵达，接到的不是兵精粮足、防务完善的局面，而是杜韬败亡、采石告急的噩耗，旋即，便是采石矶失守、下游防线崩溃的惊天霹雳。
行辕之内，气氛压抑如铅。高骈一身紫袍常服，未着甲胄，负手立于巨大的江防图前，久久不语。他年过五旬，面容清癯，眼神深邃，昔年在西陲、在蜀中、在荆南的赫赫战功，赋予了他沉稳的气度，但此刻眉宇间也掩不住深深的疲惫与凝重。
“明公，”麾下首席幕僚，一位姓顾的谋士（虚构）低声进言，“采石既失，贼军顺流而下，芜湖、当涂不战而降，兵锋直指金陵。金陵城虽坚，然守军多为团练、市井之徒，人心惶惶。且城中富户巨贾云集，贼军‘均平’之号，恐已传入，内应之患，不可不防。”
另一名武将愤然道：“李系无能！朝廷催促我部速战，然我淮南精兵多在江北，水师新创未成，采石工事又被贼人焚毁……仓促之间，如何与挟大胜之威、火器犀利之贼军决战于江上？不如固守润州、金陵，凭坚城深池，耗其锐气，待其粮尽自退！”
“固守？”高骈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久居上位的威严，“贼军新破采石，气势正盛。若我军龟缩不出，任其兵临金陵城下，则江淮震动，漕运断绝，朝廷怪罪下来，你我谁能担待？更可虑者，贼军若围金陵而不急攻，分兵四出，攻略州县，则江南膏腴之地，恐非朝廷所有矣。”
他顿了顿，手指重重按在金陵的位置上：“金陵必须保！不仅为东南财赋，更为天下人心！若金陵有失，则天下人皆谓朝廷无力保全东南，四方藩镇，谁还肯为朝廷卖命？流民贼寇，谁还不起异心？”
“那明公之意是……”众将僚属屏息凝神。
高骈眼中闪过一丝决绝：“贼军远来，连战疲惫，虽胜而骄。其水师虽利，然舰队主力必在采石，东下之师，未必周全。我意，亲率润州、金陵可用之水陆兵马，出城迎战！不求全歼，但求挫其前锋，滞其兵锋，示朝廷与江淮以坚守之决心！同时，飞檄江北，调集精锐，星夜渡江来援！另，遣使携重金，密往贼军中说……或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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