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长安，春深似海，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槐花的甜香与新生草木蓬勃的气息。然而，比自然生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另一种涌动——一种关于新朝立国、建制、定鼎的议论与期盼，如同地下奔突的炽热岩浆，正在长安城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中酝酿、发酵、升腾。
公审大会的雷霆手段，财富归公的务实举措，民生初步的安定迹象，如同三块巨石，稳稳垫定了新政权的基础。而“民气可用”的局面，既是过去数月施政的结果，也如同一股无形却强大的推力，将那个悬而未决、却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推到了所有人面前：这个新生政权，究竟要以何种名号、何种制度、何种姿态，正式昭告天下，统御四方？
偏殿内的灯火，比以往熄灭得更晚。黄巢、杜谦、林风、周琮、赵石、李延等核心班底，以及被逐渐吸纳进来的几位在具体事务中展现出才干与忠诚的新旧官员，连日来几乎日夜不休地探讨、争论、草拟。空气里弥漫着浓茶与墨汁混合的气味，以及一种关乎百年基业的沉重压力。
争论首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国号。
“大将军以‘天补平均’为旗号起兵，如今奄有长安，当承天意，顺民心，国号自当与此契合。”一位新投效的文人幕僚率先提议，“‘大齐’之号，上承先秦，中合山东旧地（黄巢起于山东），下应‘平均’之‘齐’，最为妥当。”
此议得到不少人附和。“齐者，整齐划一，公平齐等，正合我辈倡言‘等贵贱’之本意。”杜谦也表示赞同。
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一位原唐朝礼部官员谨慎道：“‘齐’固有佳意，然则……周有齐国，为姜尚所封；后世亦多有以‘齐’为国号者，恐失新朝独尊之气。不若另择新字，如‘平’、‘均’、‘安’等，更为直指核心。”
“不妥。”李延反驳，“国号需庄重古雅，又需有历史根基，方显正统，方能服天下士人之心。‘平’、‘均’等字，立意虽好，终显直白浅露，且有前朝（如王莽新朝）用过类似名号，反为不美。‘大齐’既有古源，又暗合大将军起兵之地与理想，更兼‘齐’字有整治、使平等之意，学生以为最佳。”
关于年号，争论更为激烈。有主张用“开平”，取“开创新朝、天下太平”之意；有主张用“天佑”，强调天命所归；有主张用“咸宁”，希望天下安宁；甚至有人提出用“均圣”，直白地标榜“平均”与“圣王”理想。黄巢对此听得最多，说得最少，只是让众人将各种意见与理由详细记录在案。
更核心、也更艰难的，是政体与官制的设计。这是将理想化为制度的实质性一步，每一步都牵扯无数现实与历史的羁绊。
“秦行郡县，汉承秦制，唐袭隋规，三省六部，行之数百年，虽有弊端，却已是天下最为熟稔之制。”原唐朝吏部一位老郎中（已投效）委婉进言，“新朝草创，百废待兴，似可稍加损益，沿用旧制，以安人心，亦便于迅速运转。”
“沿用旧制？”林风眉头一皱，“那与李唐何异？我辈抛头颅洒热血，难道只是为了换一拨人坐那三省六部的位子？”
“林将军此言差矣。”老郎中忙道，“制度为器，用之在人。昔日李唐用之而败，乃人谋不臧，非制度之过。且制度乃天下通行之规矩，骤然全改，恐官吏无所适从，政令难以下达。”
赵石也挠头道：“打仗咱在行，可这设官分职……确实头疼。让咱们这些老粗去管那些文书案牍，非乱套不可。可全用旧人，又不放心。”
这正是症结所在。完全沿用旧制，等于换汤不换药，违背起义初心，也无法真正打破旧势力对行政的垄断。但全盘推翻，另起炉灶，在缺乏足够多可靠、有经验的新型官僚的情况下，政权可能立刻陷入瘫痪。
黄巢终于开口：“制度为器，不错。但器若已锈蚀不堪，勉强修补，终难承重。三省六部，制衡有余，效率不足；层级繁多，易于推诿；更与世家门阀、科举取士紧密绑定，已成固化利益之护甲。全盘沿用，绝不可行。”
他顿了顿，继续道：“但全盘推翻，亦不现实。我等非为破坏而破坏，乃为建立更好之秩序。故需‘损益’，需‘创新’。原则有三：第一，提高效率，减少冗员，政令直达；第二，打破垄断，广开才路，寒门与行伍出身者，皆可入仕；第三，加强监察，防止腐化，权力须受制约。”
他指示杜谦、李延等人，以这三条原则为纲，参考唐制，但也大胆引入新的设想，草拟一份《新朝官制草案》。其中包括：合并某些职能相近的部司；在中央设立直接对最高统治者负责的“枢密院”（掌军务）、“度支司”（掌财赋审计）、“察访司”（掌监察情报），与传统的三省形成某种新的制衡；地方上，尝试强化州县长官权力同时，设立独立的监察官与司法官；官员选拔，除了传统的科举（需改革内容），增加“荐举”（需严格担保与考核）、“军功转文”、“吏员考绩升迁”等多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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