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如同投入历史长河的重锚，激起的浪涛尚未平息，一个更为具体、也更为纷繁复杂的难题便紧随而至——如何将“均田”的原则，转化为一套能在广袤而差异巨大的土地上实际执行的“授田标准”？这不再是理念之争，而是牵涉到千万家户生计、地域差异、利益平衡的精密算学与政治博弈。
“均田清丈使司”在皇城东南一处临时征用的宽敞院落里挂牌理事。杜谦坐镇统筹，户部、工部、都察院、甚至枢密院都派来了精干官员，加上从各地征辟或选拔的熟悉田亩、算术、绘图的吏员，以及李延这样既通实务又了解基层的年轻干才，组成了一支规模庞大、职能混杂的团队。院落内终日人来人往，算盘声、争论声、纸张翻动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墨汁、汗水和一种紧绷的专注感。
首要难题便是确定那个牵动无数人心的“基数”——丁男授露田四十亩，是否可行？依据何在？
户部搬来了残存的唐代关中部分地区户籍田亩档案，工部提供了粗略的州县舆图与地形标注。众人伏案核算，很快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在相对富庶的京兆府，若严格按“丁男四十亩、妇人减半”的标准，将现有在册人口（估算数）与战后初步统计的“可授田”（包括官田、无主荒地、部分可调剂的私田）进行匹配，账面上便已出现巨大缺口。更遑论土地有肥瘠之分，渭河平原的四十亩水浇地，与北山旱塬的四十亩坡地，产出可谓天壤之别。
“若强按此数，要么大量授出瘠田，百姓难以维生，怨声载道；要么授田不足，令百姓空怀希望，反生不满。”一位户部老郎中摇头叹息，“且战乱之后，人口隐匿、流徙未定，实数难以确知。此标准……恐成画饼。”
军方代表（枢密院派遣）则提出了另一个尖锐问题：军功授田。林风虽未亲至，但其副手态度明确：“将士用命，赏赐必厚。若与寻常百姓一般标准，何以激励士气？且军中多有缴获牛羊、招募蕃部骑兵，若耕牛、牧地不予考虑，军资何以为继？”他们要求单列“军功田”标准，并允许以牧场、草场折算，或提高授田数额。
官员群体的“职分田”同样棘手。新朝官制已定俸禄，但“职分田”作为重要的补充和身份象征，仍需明确。品级高低如何对应田亩多寡？田地从何而来？是就近拨给，还是统一划拨？离任交还时，若田地已被改良，如何补偿？若遭遇灾荒歉收，责任谁负？一系列具体问题，让负责此块的官员头疼不已。
最大的暗流，则来自那些田产可能被触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虽未敢公开反对《均田令》，但却通过各种渠道，或明或暗地施加影响。有地方大族出身的官员，在讨论中“善意”提醒：“关中经百年开发，沃土早有其主。若强行为授田而夺民之产，恐非‘均平’之本意，反易生变乱。”有富商背景者则建议：“与其授田，不若鼓励佃种，主佃两便，官府但收其租，岂不省事？”更有甚者，私下串联，试图在制定“肥瘠等级评定标准”、“户等划分依据”等具体细则时，埋下利于己方的伏笔。
争论日复一日，草案修改了一稿又一稿。不同利益诉求在算盘珠子与条文词句间激烈碰撞。杜谦常常是白天主持冗长会议，调和各方，夜里则与核心幕僚挑灯夜战，修改条文。李延作为连接上层决策与基层实况的桥梁，既要参与具体条款的拟定，又要不断将讨论中的争议点与可能引发的实际问题反馈上来，忙得脚不沾地，眼中布满血丝。
这一日，关于“地域差异调整系数”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以京兆府为基准（系数为1），如何确定其他州县的系数？是根据历史平均亩产？还是根据地形（平原、丘陵、山地）？或是根据水源条件？不同标准会导致授田实际价值的巨大差异，直接关系到新政的公平性与可接受度。
支持按历史亩产定系数者认为，此最贴近土地实际产出能力，最为公平。反对者则指出，战乱导致大量农田荒废、水利失修，历史数据已不可靠，且易被拥有旧册的豪强操纵。支持按地形水源定系数者，认为标准相对客观，但如何量化“水源条件”？靠近大河与仅有山溪灌溉，差异巨大，又该如何细分？
双方引据争论，相持不下。一位来自陕北干旱地区的官员情绪激动：“若按亩产，我家乡那塬上之地，三年两不收，系数定得再高，四十亩薄田可能抵得上关中十亩水田？授田令岂非成了对我乡民的戏弄？”
正在僵持之际，黄巢忽然轻车简从，亲临“均田清丈使司”视察。他没有惊动太多人，只在杜谦、李延等少数人陪同下，静静地站在议事厅外，听了一会儿里面的激烈争论。
随后，他走进厅中。所有人慌忙起身行礼。黄巢摆手示意众人坐下，自己也拣了个空位坐下，仿佛只是来旁听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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