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的密奏与华州、同州传回的首批核查案例，如同数九寒天里泼下的一瓢冰水，让长安城中因《均田令》草案初成而稍显乐观的气氛骤然冷凝。偏殿内的灯火常常彻夜不息，黄巢与杜谦、新任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及几名核心幕僚的议事，也从如何“制定良法”，迅速转向如何“应对诡变”、“破除阻碍”。
呈报上来的案例卷宗，一本比一本更触目惊心，也更清晰地揭示出，横亘在“均田”理想与土地现实之间的，绝非几道禁令或几次清丈就能轻易扫除的、由千百年积习与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编织而成的、沉重的“枷锁”。
枷锁的第一重，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诡异分离与多层转包，早已超出了简单的“地主-佃农”二元想象。
一份来自同州朝邑县的详细调查卷宗，记录了一个名为“林家庄”的典型田产结构。庄田名义上的所有者，是已故致仕官员林某的后人，定居长安，多年未归。田产实际由一名远房族侄“林管事”代管。林管事并不亲自耕种，也不直接管理佃户，而是将全部庄田“总包”给三个“田头”（又称“揽头”、“二地主”），收取固定的“总租”。这三个田头再将土地分割，转包给下一层的“小揽头”或直接佃给农户。其中一个小揽头，自己名下并无寸土，却通过这种转包，控制了近百亩水田和三十余户佃农的收成，从中抽取差价。
更有甚者，卷宗中提到一种名为“田皮”（土地使用权）与“田骨”（土地所有权）彻底分离并各自买卖、典押的现象。某块地，“田骨”可能几经易手，现在的“骨主”远在洛阳，只知每年某时某地有人送来定额银钱或粮食；“田皮”则可能被另一人持有，并有权转佃、转典“田皮”。而实际耕种的佃户，可能连“皮主”都未见过，只与一个每年秋天来收租的“收账人”打交道。一块土地上，竟可能同时存在着“骨主”、“皮主”、“揽头”、“佃户”等多重权利与义务关系，层层盘剥，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这哪里是田地，分明是一座座看不见的债台，一层层吸血的皮蠹！”新任刑部尚书翻阅卷宗，气得手发抖，“清丈？清丈谁？‘骨主’？‘皮主’？还是那些被压在最底下、连自己到底种的是谁的地都说不清的佃户？”
枷锁的第二重，是附着在土地之上的、花样百出的债务与契约陷阱，其复杂与隐蔽程度，远超《禁购令》所能涵盖。
都察院一位御史暗访带回了一份“典田契约”样本，表面上是一份普通的借贷抵押文书，约定借款十贯，月息二分，以田契为押，两年为期。但契约附则用小字注明：“若期限内未能清偿本息，借方自愿将抵押田产之‘永佃权’无限期让与贷方，所借款项自动转为‘永佃押金’，每年另需缴纳‘佃租’谷五斗。”另一份“租佃契约”，则规定佃户除缴纳定额地租外，还需“自愿”承担主家部分劳役、逢年过节的“孝敬”、甚至主家红白喜事的“分摊”。这些条款往往由识字的乡绅或胥吏拟定，农户画押时多半不明就里，或迫于形势无暇细究，一经落笔，便成枷锁。
更有一种“押租”或“预租”模式，豪强在《禁购令》下，以“预付多年租金”的形式，一次性支付给农户一笔钱，换取十年、二十年的长期租佃权，租金极低，近乎象征。对于急需用钱的农户，这笔“预租金”如同救命稻草，但吃下之后，土地在漫长岁月里的实际控制权与收益，便彻底转移。这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分期付款的土地买卖，却巧妙地规避了“买卖”的名头。
枷锁的第三重，也是最牢固的一重，是掌控着乡村社会话语权、解释权与执行权的基层权力网络——乡绅、胥吏、宗族头面人物，他们本身就是这枷锁的一部分，或是其受益者、维护者。
李延在后续的密奏中，沉重地写道：“……臣所至之处，百姓畏官如虎，尤畏胥吏乡绅如豺狼。政令下县，经胥吏之口，往往面目全非；诉状上呈，非经乡绅之手，难以达于堂前。清丈未始，已有乡老‘劝谕’百姓，勿与官差争执，勿轻易申诉，免惹祸端。有胥吏公然暗示，若要田亩登记‘妥当’，需备‘茶水辛苦钱’。更有一地，乡绅串联，欲在清丈使到来前，自行‘核查’田亩，统一口径，其意不言自明。”
“此辈盘踞地方，熟知民情，精通律法漏洞，且彼此联姻、同窗、同僚，关系盘根错节。朝廷使者，匆匆过客，耳目难周，若彼等联手上瞒下欺，清丈结果，恐非土地之实情，乃其等所欲呈现之‘实情’也。”
面对这一重又一重、有形无形的枷锁，最初的《均田令》草案与《禁购令》显得如此单薄，甚至有些天真。仅仅派遣清丈使、制定技术标准、重申法令，根本无法撼动这深植于社会肌理之中的庞然巨物。
偏殿内，气氛压抑。杜谦眉头紧锁，显然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陆贽捻须长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土地之弊，积重难返，牵涉礼法、经济、吏治、民情，诚为痼疾。非大决心、大智慧、非常手段，不能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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