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狐岭的血腥教训与“骑兵之思”的沉重命题，并未随着枢密院的指令飞驰前线、赵石调整战术而止步于单纯的军事策略层面。它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长安的决策中心激起了更深层、也更根本的波澜——一场关于大齐军事体制本身，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激烈辩论，迅速在宣政殿的朝会、枢密院的密室、乃至黄巢的偏殿中蔓延开来。
这场辩论的发起者与核心推动者，正是亲身经历了野狐岭之痛，又在长安深刻反思了骑兵短板与整体军事弊病的枢密使林风。这位以勇猛刚直着称的老将，此刻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洞察力与改革决心。他并非孤身一人，兵部、将作监乃至户部中一些有识之士，以及部分从北疆轮换回来的中级将领，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了现行军制的掣肘。
林风向黄巢和政事堂呈上了一份沉甸甸的《请改军制以强兵备疏》。奏疏开篇便直指要害：“……夫兵不在众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制不在古而在宜。今观沙陀之患，非独骑射之利，亦因我军制尚有前朝积弊，未能尽革，故临阵多掣肘，难以尽展其力。”
他列举的弊端切中时弊。
其一，“兵将分离，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前朝藩镇之祸后，为防止尾大不掉，朝廷极力推行“更戍法”与“兵将分离”，将领频繁调动，士兵常年戍守固定地点。此制虽防了军阀，却也严重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将领对麾下士卒习性、特长了解不深，难以做到如臂使指；士兵对频繁更换的上级缺乏信任与归属感，临阵易乱。
其二，“募兵杂乱，良莠不齐”。当前军队构成复杂，有关中起义老底、有收编的前朝藩镇兵、有临时招募的流民、还有部分归附蕃兵。来源不一，训练、装备、待遇、乃至战斗意志差异巨大，难以统一号令，协同作战。尤其是骑兵，各地马匹、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难以形成合力。
其三，“后勤冗散，效率低下”。军需供给仍沿用旧制，由地方州县、转运使、军中粮料官等多头管理，环节冗长，损耗严重，且易滋生腐败。战时反应迟缓，常误战机。骑兵所需马料、蹄铁、鞍具等特殊补给，更缺乏专门高效的保障体系。
其四，“赏罚不明，士气难鼓”。军功评定标准模糊，赏赐时有不公，且常被文官或监军掣肘；处罚有时又失之严苛或随意。难以真正激励将士用命。
其五，“训战脱节，教习陈旧”。日常训练多流于形式，与实战结合不紧。尤其是针对骑兵、弩兵等特种兵种的训练，缺乏系统科学的教范，多凭将领个人经验。
林风提出的改革方向，则大胆而系统：
“请改‘更戍’旧制，行‘镇戍’与‘野战’分设。于边地要冲，设‘镇戍军’，兵将相对固定，专司守土，熟悉地形民情，可家属随军，以安其心。于内地中枢，编练‘野战禁军’，为机动精锐，兵将一体，严格训练，专司征伐。二者定期轮换，以防僵化。”
“整顿募兵，统一标准。定《募兵条格》，明定年龄、体格、技艺要求，统一募选。现有兵员，严格甄别，汰弱留强，重新编伍。分设步、骑、弩、车（若有）、水（若有）诸军，各专其技。尤其骑兵，当设‘骑兵都尉府’，专司马政、选募、训练、装备。”
“革新后勤，设立‘军需监’。统管全国军械、粮秣、被服、马政等一切军需物资之生产、储备、调拨、运输。下设各道‘转运分司’，直接对接各军，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严查贪蠹。”
“明定《军功爵赏令》与《行军作战律》。细化战功评定标准，从斩获、先登、破阵、守城到斥候、工匠、医士之功，皆有章可循。赏赐及时、公开、丰厚。同时，严明军纪，简化军法程序，赋予主将临机决断之权（需报备），但严禁滥杀与私刑。”
“广设‘讲武堂’与‘随营学堂’。于长安设中央讲武堂，培养中高级将领，授以兵法、舆图、算学、器械乃至新式战法。于各军驻地设随营学堂，培训基层军官与专业士官（如斥候、工兵、医官）。定期举行各军种对抗演练，考较实效。”
奏疏一出，朝野震动。支持者拍案叫好，认为切中积弊，乃强兵靖边之良策。反对者则忧心忡忡，群起攻之。
反对声浪最激烈的，自然来自那些担心权力受损的方面。一些出身文官系统、兼任或监督军务的官员，担心“军需监”独立和主将权限扩大，会削弱文官对军队的控制，重蹈藩镇割据覆辙。部分与旧有后勤体系利益关联的官吏和商人，更是暗中抵触。一些思想保守的将领，则对“讲武堂”、“新式战法”等不以为然，认为打仗靠的是勇气和经验，而非“纸上谈兵”。
朝会上，争论异常激烈。一位御史言官慷慨陈词：“林枢密所奏，看似有理，实则包藏祸心！兵将固守，易生骄悍；军需独立，恐成国中之国；主将专权，则朝廷何以制之？此非强兵，实乃弱干强枝，自毁长城之始也！况新朝初立，百端待举，正当与民休息，岂可轻启如此大规模改制？恐兵未强而国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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