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长安城，以其千年帝都的从容，吞吐着流火般的暑气。市井的喧嚣依旧，东西两市的胡商依旧叫卖着来自远方的奇珍异货，勾栏瓦舍的丝竹声混杂着汗味与脂粉气，在溽热的空气中浮沉。似乎，皇帝的惩戒、前线的战报、乃至朝堂上关于新政的激烈争论，都被这日常的洪流裹挟、稀释，最终沉淀为坊间茶余饭后或惊或叹的谈资，却难改城池固有的脉搏。
然而，在另一种同样“日常”的领域——长安新贵们日渐华美、也日渐封闭的府邸与园林之中，一种与当前国势、前线艰辛乃至皇帝三令五申的“节俭务实”基调格格不入的风气，却在悄然滋长，蔓延。这风气，在郭威被惩、刘洪“病退”后，非但未见收敛，反而以一种更为精致、更为隐秘的方式，悄然绽放。时人谓之：奢靡。
奢靡之风，并非始于开平。前唐末世，长安公卿的穷奢极欲便已登峰造极。如今大齐新立，那些凭借从龙之功骤然显贵的将领、文臣及其家族，在最初的谨慎与惶恐（尤其是在刘、郭事件后）过去后，一种补偿心理与炫耀欲望，如同被压抑的野草，在相对安定的局势和源源不断的俸禄赏赐浇灌下，不可遏制地疯长起来。更何况，许多旧朝遗留下来的富户、豪商，正急于寻找新的靠山与保护伞，而新贵们也需要用符合“身份”的排场来彰显地位，双方一拍即合。
奢靡首先体现在居处。除了杜谦、林风等少数顶级重臣仍保持相对简朴（或至少表面如此），不少新晋的国公、侯爷、将军们，开始竞相修葺、扩建甚至新造府邸。延康坊、崇仁坊、安兴坊等靠近皇城、环境清幽的里坊，土木之声日夜不息。不再是简单的扩建几间厢房，而是引水为池，堆土成山，广植奇花异木，搜罗太湖石、灵璧石点缀其间。厅堂的梁柱要雕琢繁复的云纹瑞兽，窗棂要用透光的贝壳镶嵌，地砖要铺江南运来的水磨青石。一所像样的新贵府邸，没有数月乃至经年的营造，是难称“体面”的。
其次是宴饮。麟德殿“功臣宴”的简朴，似乎并未成为榜样，反而激发了某种反向的攀比。既然御宴都“不过如此”，那么私宴的豪奢，似乎更能体现主人的“诚意”与“实力”。夜宴通明，已不稀奇。关键在肴馔之珍、酒水之醇、器皿之精、歌舞之妙。西域的葡萄美酒，岭南的荔枝鲜果，江淮的时鲜鱼脍，乃至传闻中“一食千金”的驼峰猩唇，都开始出现在某些宴席上。盛菜的器皿非金即玉，或为前朝官窑秘色瓷。席间助兴的，也不再是寻常家伎，而是重金聘请的长安名妓、乃至从江南、蜀中远道而来的乐班舞姬。丝竹靡靡，裙裾翩翩，往往通宵达旦。
再次是服玩。新朝官服虽有定制，但私下里的便服，却成了争奇斗艳的战场。蜀锦吴绫只是寻常，更有海外舶来的“冰纨”、“火浣布”（石棉布）等稀罕物，用以裁制夏衣。佩玉要和田羊脂，带钩要镶嵌宝石。闲暇时斗鸡走马，所蓄养的马匹非大宛、波斯名驹不取，马鞍辔头镶嵌金银；所豢养的猎犬、鹰隼，亦须是名贵品种。金石古玩，书画珍品，更是附庸风雅、炫耀财富的必备。
这股风气，如同一种无声的瘟疫，在特定的圈子里迅速传染。起初或许只是个别暴发户的炫耀，很快便演变为一种“体面”的必需。你不如此，便显得寒酸，便可能被同侪排斥，便可能“跟不上潮流”。即便是那些内心未必认同、或财力稍有不逮者，也被裹挟其中，不得不勉力维持。
这股奢靡之风，绝非孤立的社会现象。它如同一面扭曲的镜子，映照出，也反过来影响着大齐立国之初的政治生态与改革进程。
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侵蚀着“节俭务实”的立国精神，与正在艰难推进的各项新政形成尖锐对立。当沈括在科学院为《开平致用》教材的插图刻版经费精打细算，当李延在华州为夜校的一灯一油向户部艰难申请，当鲁方在闷热危险的工坊里为一点硝石提纯反复试验时，长安某些府邸中，一场夜宴的花费便可能超过他们全年的预算。这种对比，不仅让新政执行者感到心寒与不公，更在无形中削弱了新政的正当性与感召力。试想，若朝廷大员都在追求锦衣玉食、豪宅美婢，又凭什么要求百姓勤勉耕作、寒士苦读“致用之学”？
其次，奢靡加速了新贵阶层的分化与腐化。丰厚的赏赐与俸禄，若不用于购买田产（受限于《禁购令》和清丈），便极易流入奢侈消费。而奢侈的胃口一旦被撑开，便难以餍足。正常俸禄不够，便会寻求“额外”收入。这便为地方豪强、不法商贾的渗透与贿赂打开了方便之门。李延在华州观察到的军地之间“降温”的公开交往，或许正以一种更私密、更“雅致”的方式，在长安的深宅大院与私家园林中重新链接——以古董字画为媒介，以合伙经营为名目，以美色歌舞为诱饵。一些意志不坚的新贵，正在被悄然拉拢、腐蚀，成为抵制新政的隐形力量，或至少成为其同情者与庇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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