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院大会:第一盏灯
周六傍晚六点,胡同空地的灯亮了。
沈国栋修好的那盏老路灯,昏黄的光晕洒下来,照亮了摆成半圆形的桌椅。十二张方桌拼在一起,每张桌子旁围着三四把各式各样的椅子——都是从各家搬来的,高矮不一,新旧各异。
沈秀娟带着赵金花和几个胡同里的妇女,正忙着摆茶水和瓜子。一次性纸杯排成排,暖水瓶冒着热气,瓜子倒在搪瓷盘里,金灿灿的。
“李婶,您坐这儿。”沈秀娟招呼着,“王姐,您家老张呢?不是说好了来吗?”
“来了来了,在后头抽烟呢。”王姐扯着嗓子喊,“老张!赶紧的!”
沈国梁站在空地入口,穿着那身灰色中山装,胸前别着支钢笔,像个会议主持人。他和每一个到场的人打招呼,记下名字——用的是小苏设计的签到表。
“周叔,您来了。”沈国梁迎上去,“哟,把鸟笼也提来了?”
周老爷子笑呵呵的:“让这老伙计也听听,开开眼。”
陆陆续续,人多了起来。十二户人家,来了十九个人——有的夫妻同来,有的带着孩子。加上沈家五口、赵家母子、街道王主任和两个干事,空地渐渐坐满了。
沈墨坐在半圆形的正中央,面前摆着个老式麦克风——是从街道文化站借来的,连着个滋滋作响的扩音器。她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对襟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既家常又正式。
“各位街坊邻居,”沈国梁试了试麦克风,“大家晚上好。咱们胡同,多少年没这么坐在一起开会了?”
台下有人接话:“上次还是七六年防震棚那会儿!”
一阵笑声,气氛轻松了些。
“今天咱们聚在这里,不为别的,就为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好点。”沈国梁用他惯有的温和官腔说,“咱们胡同,十二户人家,住了几十年,知根知底。按理说该像一家人,可实际上呢?各过各的,有了矛盾憋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就吵架——大家都见过,有的可能自己家也经历过。”
台下安静了,有人点头。
“我家以前也是这样。”沈国梁顿了顿,“后来我妈想了些办法,慢慢理顺了。赵家呢,最近也在试这些办法,有了些变化。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看看这些办法能不能对大家有点用。”
他侧身:“先请街道王主任讲两句。”
王主任站起来,她五十出头,短发,穿着件白色短袖衬衫,一看就是基层干部的样子。
“各位老街坊,我不多说,就表个态。”她声音爽利,“沈姨家的做法,街道很支持。现在上面提倡社区治理创新,什么是创新?就是从咱们老百姓的实际需要出发,想出管用的办法。今天这个会,就是创新的开始。街道全力支持!”
掌声响起,不算热烈,但真诚。
“下面,请我妈——沈墨老人,跟大家说说她的想法。”沈国梁把麦克风递给沈墨。
沈墨接过麦克风,没立刻说话。她环视一圈,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有期待的,有好奇的,有怀疑的,也有纯粹来看热闹的。
“各位老街坊,”她开口,声音透过扩音器有些失真,但很清晰,“今天坐在这里的,最年轻的三十多岁,最年长的八十多了。咱们在这条胡同里,住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觉得,一个家,最难管的是什么?”
台下窃窃私语。
“是钱?”沈墨自问自答,“是,也不是。有钱的家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家有没钱的难处。”
“是孩子?”她继续说,“是,也不是。孩子小有小的操心,孩子大了有大的担忧。”
她顿了顿:“我活了七十五年,穿越——经历过两个时代,我觉得,一个家最难管的,是‘凭什么’这三个字。”
“‘凭什么我要多干活?’‘凭什么他多得钱?’‘凭什么我说了不算?’”沈墨缓缓说,“这些‘凭什么’憋在心里,就成了怨气。怨气攒多了,就要爆发。爆发了,家就不像家了。”
台下有人大声说:“沈姨说得对!我们家就这样!”
是李婶,胡同里出名的“受气婆婆”。她旁边坐着儿媳妇,低着头不说话。
“所以我想了个笨办法。”沈墨说,“把这些‘凭什么’拿到明面上来。谁干了什么活,清清楚楚记下来。谁需要什么,明明白白说出来。家里的大事,坐下来商量着定。”
她从桌上拿起几张纸:“这就是我们家的‘家庭积分表’和‘任务分工表’。不是什么高科技,就是几张纸。但有了这几张纸,我们家少了八成吵架。”
小苏适时打开投影仪——借来的,投在事先挂好的白布上。屏幕上显示着沈家积分制的简化版流程。
“大家看,很简单。”沈墨指着屏幕,“第一,家里有哪些事需要做,列出来。第二,谁愿意做什么,认领。第三,做完了,记下来。第四,定期看看,谁做得多,谁做得少,该调整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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