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进二月,台湾的桃花就开了,粉粉白白的一片,从热兰遮城一直蔓延到鹿耳门。港口的柳树也抽了新芽,在带着咸腥的海风里摇曳,嫩得像能掐出水来。
可沈墨没心思赏春。
他坐在热兰遮总兵府的书房里,面前摊着三封信。一封是福建巡抚张秉贞的,措辞客气,但意思很明白:台湾市舶司开张半年,收税八千两,按规定留三成给台湾,就是两千四百两。这笔钱,福建要“统筹使用”,暂时不能拨给台湾。
第二封是邱鸿逵写来的。信里先客套一番,然后委婉地提醒:去年借的五万石粮、两万五千两银子,说好一年还,现在到期了。虽然不急着要,但生意归生意,账目要清楚。
第三封没有署名,但沈墨认得笔迹——是崔景荣的密信。信中说,朝中对台湾开海的非议越来越大了。不少官员上疏,说台湾“耗费巨大,收益微薄”,要求“裁撤市舶司,收缩驻军”。虽然皇上还没表态,但压力很大。崔景荣提醒沈墨:早做准备。
“准备?怎么准备?”沈墨把信放下,苦笑。台湾现在就像个刚会走路的孩子,摇摇晃晃,随时可能摔倒。这时候要是断了奶,必死无疑。
门外传来脚步声,是观墨和郭怀来了。两人都穿着常服,但眉头紧锁,显然也收到了消息。
“督师,”观墨开门见山,“福建那边,粮饷又不发了。士兵们已经两个月没领饷,再这样下去,怕是要闹事。”
“生番那边也不安分。”郭怀补充,“北边几个部落听说朝廷要撤军,又开始下山抢东西了。昨天,鸡岭那边的一个村子被抢了,死了三个人。”
沈墨没说话,走到窗前。外面,港口里停着十几艘商船,正在卸货。市舶司的税吏在清点货物,忙得满头大汗。半年前,这里还冷冷清清,现在总算有了点生气。可这生气,太脆弱了。
“黄提举呢?”他问。
“在港口。”观墨道,“今天有艘日本船到,运来一批铜料,黄提举亲自去验货。”
正说着,黄宗羲匆匆进来了。这个年轻的市舶司提举比半年前黑了不少,也瘦了,但眼睛依然有神。
“沈先生,观总兵,郭参将。”黄宗羲拱手,“刚收到福州的消息,说朝廷派了个巡察御史来台湾,已经在路上了。”
“巡察御史?”沈墨皱眉,“来干什么?”
“说是‘巡视海防,核查税课’。”黄宗羲压低声音,“但我听说,这位御史是方从哲的门生,来者不善。”
方从哲虽然已经不是首辅,但在朝中势力还在。他一直反对开海,反对在台湾驻重兵。这次派门生来,显然是来找茬的。
“什么时候到?”
“最快三天后。”
沈墨沉吟片刻:“黄提举,市舶司的账目,可有问题?”
“绝无问题。”黄宗羲很肯定,“每一笔税款都登记在册,每一文钱都有去处。但……”
“但什么?”
“但咱们这半年,只收了八千两税银。”黄宗羲苦笑,“按朝廷的期望,至少该收两万两。御史要是拿这个说事,咱们百口莫辩。”
这就是问题所在。台湾开海时间短,商船来得少,税收自然不多。可朝廷那些大老爷们不懂,或者装作不懂,他们只看数字。
“先不管这些。”沈墨道,“御史来了,咱们好生接待。账目要清楚,对答要得体。至于其他的……见招拆招吧。”
众人点头,各自去准备。
沈墨一个人留在书房,重新拿起那三封信。他看着,突然笑了。笑得很苦,但也很坚定。
三年了,从收复台湾到开海贸易,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再难,也得走下去。因为台湾不是他一个人的台湾,是数万百姓的家,是几千将士用命换来的土地。
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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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巡察御史到了。
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文官,姓周,名德清,浙江绍兴人。瘦高个,白面皮,三缕长须,典型的江南文人模样。但眼睛里透着精明,看人时总带着审视。
沈墨、观墨、黄宗羲在港口迎接。周德清下船后,只微微颔首,算是还礼。态度倨傲,显然没把这几人放在眼里。
“周御史一路辛苦。”沈墨拱手,“已在总兵府备下酒席,为御史接风。”
“接风就免了。”周德清摆摆手,“本官奉旨巡察,不是来吃喝的。先看市舶司账目,再看港口防务。其他的,以后再说。”
黄宗羲连忙道:“账目已经备好,请御史查验。”
一行人来到市舶司衙门。周德清坐在主位,黄宗羲捧上账册。厚厚三大本,记录着开海半年来的每一笔进出。
周德清翻开,看得很仔细。不时问几句:这笔税为什么这么收?那笔开支用在何处?黄宗羲一一作答,条理清楚,滴水不漏。
看了两个时辰,周德清合上账册:“账目倒是清楚。但税收……未免太少了。八千两,还不够养一个营的兵。朝廷开海,是希望增加收入,不是做赔本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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