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旗中学学生的底子，和我这个从村里转来的，差别真不是一星半点。
这差距，先从舌尖上硌出来。
班里有几个同学，父母是北京上海的知青，从小家里就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像广播里的声音。
他们回答提问、讨论问题，那种顺畅自然的语调，仿佛天生就该如此。
而我，纵使在课堂上努力地回答问题，那顽固的乡音却如深埋在舌根下的草籽，稍不留意便破土而出。
前后鼻音混沌，语调里带着方言特有的、改不掉的转弯。
一开口，“不是本“街上”的”印记，就清清楚楚。
课堂更是一面照妖镜。
我以为自己还不错的语文，在这里遭遇了第一场挫败。
老师不再带我们慢悠悠地品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好在哪儿，而是疾风骤雨般分析议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在黑板上画出陌生的结构图。
说明文的顺序，记叙文的要素……
那些术语像一把把冰冷的尺子，把我以前那种带着泥土味和直觉的感悟，量得无处安放。
作文课上，对着“我的理想”这样的题目，我脑子里是一片田野的风和灶膛的火，落在纸上，却不知如何嵌进老师要求的“开头点题、中间分层、结尾升华”的格子里。
数学课是另一个战场。
老师思维快得像夏天的雨点，不仅讲，更不断地问、启发，甚至鼓励反驳。
同学们争相举手，对答如流，那些敏捷的思路和清晰的表达，织成一张密密的网，而我像一只笨拙的飞虫，常常撞在上面，晕头转向。
我只能死死盯着黑板，拼命抄下每一个步骤，生怕一眨眼就被甩下。
压力顶到极致的，是英语课。
年轻的老师发音标准得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她的课堂没有角落可以躲藏。
“一排一排，挨个来！”
她目光扫视，每个人必须开口。
每次轮到我，心脏都像要跳出嗓子眼，那些陌生的音节在舌尖打结，脸憋得通红。
沉默，在这里是一种更显眼的错误。
我像是被丢进了一条完全陌生、水流湍急的河道，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扑腾，才勉强把头露出水面。
周末想回奶奶家歇一口气的念头，早被淹没在背单词、做习题的深水里。
俩周后的月考的成绩单，像一盆冰水浇下来——班级倒数第二。
那个红色的数字，戳得眼睛生疼。
倒数第一是一个叫李静的女生，她似乎早已接受了这个位置。
无力的挫败感，混着羞耻，沉甸甸地压在胃里。
环顾四周，落差更令人心酸。
我的同桌李胜利，还有旁边几个体育生，他们上课可以睡觉、画小人，考试甚至可以缺席。
他们从小学就是特长生，早就握紧了保送高中的门票，文化课的分数，于他们而言轻如鸿毛。
这种“被豁免”的轻松，与我拼死挣扎却依然深陷泥潭的狼狈，对比得如此残忍。
我知道，除了把自己埋进书本里，没有别的路。
课间不再离开座位，午休也用来演算数学题，晚上在那间四十平米的宿舍里，就着家人熟睡后寂静的黑暗，多背几个单词，多看一篇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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