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旗中学学生的底子,和我这个从村里转来的,差别真不是一星半点。
这差距,先从舌尖上硌出来。
班里有几个同学,父母是北京上海的知青,从小家里就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像广播里的声音。
他们回答提问、讨论问题,那种顺畅自然的语调,仿佛天生就该如此。
而我,纵使在课堂上努力地回答问题,那顽固的乡音却如深埋在舌根下的草籽,稍不留意便破土而出。
前后鼻音混沌,语调里带着方言特有的、改不掉的转弯。
一开口,“不是本“街上”的”印记,就清清楚楚。
课堂更是一面照妖镜。
我以为自己还不错的语文,在这里遭遇了第一场挫败。
老师不再带我们慢悠悠地品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好在哪儿,而是疾风骤雨般分析议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在黑板上画出陌生的结构图。
说明文的顺序,记叙文的要素……
那些术语像一把把冰冷的尺子,把我以前那种带着泥土味和直觉的感悟,量得无处安放。
作文课上,对着“我的理想”这样的题目,我脑子里是一片田野的风和灶膛的火,落在纸上,却不知如何嵌进老师要求的“开头点题、中间分层、结尾升华”的格子里。
数学课是另一个战场。
老师思维快得像夏天的雨点,不仅讲,更不断地问、启发,甚至鼓励反驳。
同学们争相举手,对答如流,那些敏捷的思路和清晰的表达,织成一张密密的网,而我像一只笨拙的飞虫,常常撞在上面,晕头转向。
我只能死死盯着黑板,拼命抄下每一个步骤,生怕一眨眼就被甩下。
压力顶到极致的,是英语课。
年轻的老师发音标准得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她的课堂没有角落可以躲藏。
“一排一排,挨个来!”
她目光扫视,每个人必须开口。
每次轮到我,心脏都像要跳出嗓子眼,那些陌生的音节在舌尖打结,脸憋得通红。
沉默,在这里是一种更显眼的错误。
我像是被丢进了一条完全陌生、水流湍急的河道,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扑腾,才勉强把头露出水面。
周末想回奶奶家歇一口气的念头,早被淹没在背单词、做习题的深水里。
俩周后的月考的成绩单,像一盆冰水浇下来——班级倒数第二。
那个红色的数字,戳得眼睛生疼。
倒数第一是一个叫李静的女生,她似乎早已接受了这个位置。
无力的挫败感,混着羞耻,沉甸甸地压在胃里。
环顾四周,落差更令人心酸。
我的同桌李胜利,还有旁边几个体育生,他们上课可以睡觉、画小人,考试甚至可以缺席。
他们从小学就是特长生,早就握紧了保送高中的门票,文化课的分数,于他们而言轻如鸿毛。
这种“被豁免”的轻松,与我拼死挣扎却依然深陷泥潭的狼狈,对比得如此残忍。
我知道,除了把自己埋进书本里,没有别的路。
课间不再离开座位,午休也用来演算数学题,晚上在那间四十平米的宿舍里,就着家人熟睡后寂静的黑暗,多背几个单词,多看一篇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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