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寒风，像一把钝刀子，割在脸上生疼。清水县城的街道上，行人缩着脖子，行色匆匆，都想尽快躲进有火炉的屋里。教育局那栋陈旧的办公楼里，虽然比外面暖和些，但一种无形的寒意，在唐建科周围凝结得比冰还结实。
距离他提交那份关于农村教育现状的调研报告，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这一个月，是唐建科人生中最为漫长和煎熬的一段时光。最初的愤怒、委屈和不甘，渐渐被一种更深的无力感和冰冷的现实所取代。他像一颗被投入深潭的石子，只是激起了一圈微不足道的涟漪，然后便迅速沉底，被周围的黑暗和寂静彻底吞没。
李德全对他的“冷处理”已经升级为公开的、系统性的边缘化。唐建科现在的主要工作范围，被严格限定在股室门口到走廊尽头的水房，以及大楼后院那个堆满杂物的仓库。他的办公桌，成了整个办公室最清闲的“景点”，桌面光洁得可以照出人影，因为上面除了一个旧茶杯，长期空无一物——任何文件、报告，哪怕是一张需要传阅的通知，都不会再流经他的手上。
王海涛俨然成了李德全的全权代表，不仅接手了所有与“业务”相关的工作，甚至连去周文明副局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殊荣”，也落到了他的头上。每次王海涛从周局办公室回来，总会故意提高音量，说一些“周局对这份材料很重视”、“领导又有了新指示”之类的话，眼角余光则毫不掩饰地瞟向唐建科这边，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其他同事早已习惯了这种氛围，对唐建科的处境心知肚明，但也默契地选择了视而不见。偶尔有年纪大些、心肠软些的老同志，会在四下无人时，递给唐建科一个烤熟的红薯，或者拍拍他的肩膀，低声叹一句：“小唐啊，看开点，日子还长。”但这有限的善意，反而更衬托出周围环境的冰冷和残酷。
唐建科变得越发沉默。他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将自己分内的杂务——打扫卫生、整理仓库、搬运物品——做得一丝不苟。他不再试图去询问报告的下落，也不再对李德全的安排流露出任何不满。他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麻木地完成着指令。只有在他独自一人，尤其是在深夜的宿舍里时，那强装出来的镇定才会瓦解，露出底下汹涌的迷茫和自我怀疑。
他反复咀嚼着自己调研的每一个细节，回忆着危房里孩子们冻得通红的脸蛋，老教师浑浊而无奈的眼神。他一遍遍问自己：错了吗？如实反映问题，错了吗？如果没错，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如果错了，又错在哪里？是错在太较真，还是错在太天真？
他也想过更激烈的反抗。比如，直接去找周文明副局长，甚至去找更上面的领导。但这个念头每次升起，都会被现实的考量压下去。越级汇报，是体制内的大忌。且不说他一个毫无根基的新人，能否见到领导，就算见到了，他又该如何陈述？说自己的股长打压自己？证据呢？领导是会相信一个毛头小子的“一面之词”，还是会相信一个工作多年的老股长的“工作需要”？结果很可能不仅是报告石沉大海，连眼下这份勉强糊口的工作也保不住。
现实像这冬日的冻土，坚硬而寒冷，让他所有的冲动和热情，都撞得头破血流。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做“人微言轻”，什么叫做“规则的力量”。他的那点才华和热血，在盘根错节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不堪一击。
就在唐建科几乎已经接受报告被永久“雪藏”的事实时，一场看似与他毫无关系的会议，却悄然改变了故事的走向。
临近年关，县委决定召开一次全县经济工作务虚会，总结当年，展望来年。会议要求各主要局行准备书面材料，汇报本领域工作情况及来年思路。教育局这边，负责撰写这份综合性汇报材料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以“笔杆子”自诩的李德全身上。
李德全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在局领导、甚至县领导面前露脸的好机会。他关起门来，熬了几个晚上，搜肠刮肚，堆砌辞藻，终于炮制出一篇在他看来四平八稳、歌功颂德式的汇报稿。稿子里充满了“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显着成效”、“保持了良好态势”之类的套话，对存在的问题，则用“个别方面尚有不足”、“发展仍不平衡”等轻描淡写的话语一笔带过。
会议当天，县政府大会议室里暖意融融，与窗外的严寒形成鲜明对比。各局行一把手、相关负责人济济一堂。县委书记、县长等主要领导悉数在座。会议按流程进行，各个单位的汇报依次展开，内容大多和李德全的稿子大同小异，一片和谐、乐观的气氛。
轮到教育局汇报时，周文明副局长照本宣科，念着李德全准备的稿子。开始部分还算顺利，但当念到关于农村教育发展的段落时，端坐主位的县委书记赵建国，不易察觉地微微皱了下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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