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瓦巷的守艺人
光绪二十六年的夏天,蝉鸣把青瓦巷泡得发稠。十六岁的苏景年蹲在自家木工作坊的门槛上,看着对面绸布庄的伙计把“大减价”的红纸贴了三层,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那把祖父传下的短木锉——木锉的铜柄包浆温润,刻着半枚模糊的“苏”字,是苏家木匠铺子传了七代的印记。
“景年,把东厢房那批樟木搬出来阴干。”父亲苏承业的声音从作坊里传来,带着刨花的清香。苏景年应了声,起身时瞥见巷口跑来几个穿短打的少年,举着西洋镜嚷嚷“看洋人的火车”,他脚步顿了顿,终究还是转身走向东厢房。
苏家的木工作坊在青瓦巷开了近二百年,专做“细木活”——嵌螺钿的妆奁、雕暗纹的书架、榫卯咬合的八仙桌,件件都是能传代的物件。可这几年,巷子里的铺子换得越来越快:卖洋布的取代了土布庄,修钟表的挤走了修伞匠,就连隔壁开了五十年的铁匠铺,也在去年改成了卖西洋玩具的铺子。父亲苏承业却像没看见似的,每天天不亮就开作坊门,刨子推得平稳,凿子下得精准,连刨花都要按纹路理得整整齐齐。
“爹,昨天张掌柜来问,能不能做些洋式的椅子,说洋人喜欢。”苏景年把樟木码在通风的廊下,忍不住开口。他上周去城门口送活,看见洋人的四轮马车从街上驶过,车厢雕花比自家的木活更繁复,却透着一股新鲜的洋气,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
苏承业正在打磨一块黄杨木,闻言手下的动作没停,只淡淡道:“苏家做了七代木匠,只做中国人用得惯的东西。洋人的椅子好看,可坐不惯咱们的炕桌,要它何用?”他把磨好的黄杨木举到窗边,阳光透过木纹理,映出细密的金星,“你祖父常说,做木活和做人一样,得守着本分。木头有木头的性子,人有人的规矩,乱改不得。”
苏景年没再说话,可心里的念头却像发了芽的笋,总也按捺不住。他偷偷藏了张洋式椅子的画稿,夜里在油灯下描摹,想着要是能做出新颖的物件,说不定铺子的生意能好起来——这半年来,作坊的订单越来越少,母亲私下里已经开始典当首饰补贴家用了。
入秋的时候,青瓦巷来了个姓周的商人,穿一身笔挺的洋装,说要在城里开一家“新式木器行”,想请苏承业当总木匠,薪水是现在的三倍。周商人坐在苏家的八仙桌旁,手里把玩着一个西洋打火机,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苏师傅,现在谁还做那些老掉牙的榫卯家具?我这木器行卖的都是改良款,用机器开料,半天能出十张桌子,比手工快多了。您要是来,咱们一起赚大钱。”
苏承业端着茶碗,指尖在碗沿轻轻摩挲,半晌才开口:“周老板,苏家的木匠活,靠的是一双手、一把刨子。机器开的料是快,可没了手温,也没了木头的灵气。我这把年纪,学不会新东西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周商人碰了一鼻子灰,临走前瞥了眼站在一旁的苏景年,丢下一句:“年轻人别跟着老顽固耗着,有前程的人都往前看。”
那天晚上,苏景年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他把藏了许久的洋式画稿拍在桌上,红着眼眶喊:“爹,您就守着您的老规矩吧!再这样下去,铺子迟早要关门,咱们连饭都吃不上!”
苏承业看着画稿上奇形怪状的椅子,脸色涨得通红,却没像往常一样训斥他,只是拿起墙角那把祖父传下的锛子,缓缓道:“这锛子是你太爷爷年轻时用的,当年兵荒马乱,你太爷爷靠这把锛子给人做棺材,养活了全家。后来日子好了,他也没丢了这手艺,说木匠的本分就是把木头用好,让用的人舒心。”他顿了顿,声音有些沙哑,“我知道现在生意不好做,可要是为了赚钱,丢了苏家的规矩,将来九泉之下,我怎么跟你祖父、太爷爷交代?”
苏景年别过脸,没再说话,可心里的委屈却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他觉得父亲太固执,守着那些老规矩,迟早要被时代淘汰。
转年春天,城里突然闹起了瘟疫,官府封了城,青瓦巷的铺子大多关了门。苏家门口也挂起了布条,母亲每天用艾草熏屋子,苏承业则把作坊里的樟木刨成薄片,分给邻里,说樟木能驱虫避秽。
一天夜里,苏景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开门一看,是巷尾的王婆婆,她浑身发抖,说家里的孙子发了高烧,官府的医官都忙着救治有钱人,没人管他们这些穷苦百姓。苏承业一听,赶紧找出家里仅存的草药,又让苏景年把东厢房的空木床搬到王婆婆家,说空床通风,孩子睡着舒服。
忙活了大半夜,孩子的烧终于退了些。王婆婆拉着苏承业的手,抹着眼泪说:“苏师傅,以前我还笑话你守着老铺子不撒手,现在才知道,你这才是真本事啊!关键时刻,还是你这样的实在人靠得住。”
苏景年站在一旁,看着父亲被油灯映得有些佝偻的背影,心里突然有些发酸。他想起父亲常说的“守本分”,原来不是固执,而是在乱世里,守住一份心安,一份能帮到别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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