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五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才过十月，武昌城已是北风呼啸，寒意刺骨。这寒意，不仅来自天气，更弥漫在永历朝廷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那些尸位素餐、心怀鬼胎的官员心中。朱常沅在朝会上的雷霆之怒，虽然暂时压制了公开的反对声浪，但《永历考成法》的推行，依然在无形的泥沼中艰难前行。阳奉阴违、消极怠工、暗中串联、散布流言……种种抵抗手段，如同暗夜中的鬼魅，无处不在，考验着新政的韧性，也考验着朱常沅的耐心和决心。
朱常沅端坐于暖阁之内，炭盆里的银骨炭烧得正旺，驱散了室内的寒气，却驱不散他眉宇间的凝重。案头摆放着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永茂和监国妃沐涵联名呈上的密奏。这是第一次年度“大考”的初步结果，以及靖安司对部分重点官员的复核密报。厚厚的卷宗，拿在手中，沉甸甸的，仿佛承载着这个政权难以承受的重量。
他深吸一口气，翻开了卷宗。果然，触目惊心！全国七品以上官员，考评位列“下等”（下上、下中、下下）者，竟超过了三成！这个比例，远远超出了他最初的预估。更令人忧愤的是，这些考评下等的官员，并非集中在某个特定部门或地区，而是遍布六部、寺监、科道乃至地方州县，如同蔓延的霉斑，腐蚀着整个官僚体系的肌体。其中，尤以那些职权模糊的闲散衙门、注重礼仪虚文的机构、以及部分自视清高、终日以诗酒清谈为务的翰林、科道言官为甚。他们的考评语中，“怠惰废弛”、“不通实务”、“空谈误事”、“民怨颇深”等字眼频频出现。
沐涵用朱笔在几个名字旁做了重点标注，并附上了简短的靖安司核查按语。朱常沅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了一个被圈了红圈的名字上——刘承胤。
关于刘承胤的卷宗，格外厚实。此人是明末军阀出身，曾拥兵自重，在永历政权初立、用人之际率部来投，因其所部有一定战力，被授予了湖广重镇长沙的知府要职。然而，考成结果却是最末的“下下”。靖安司的密报更为详尽，字字诛心：
“刘承胤自到任，深居简出，政务悉委于猾吏豪仆。日与地方商贾、致仕劣绅宴饮无度，府库所储美酒，几为其私宴耗尽。刑名案牍，积压如山，民有‘讼庭生草’之讥。其麾下旧部，多安置于府县衙役、税卡关津，横行市井，欺压良善，强买强卖，民愤极大。去岁夏税，其以‘筹措军资’为名，加征‘练饷’，实则大半中饱私囊。有生员联名状告其不法，反被其诬为‘通虏’，下狱拷打……”
看着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劣迹，朱常沅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指节发白。一股混杂着愤怒、失望和决绝的情绪在他胸中翻涌。刘承胤，并非普通的庸官，他代表着一种更危险的倾向——那些凭借武力或投机获得权位，却毫无治国安民之心，只知盘踞地方、作威作福的军阀习气和腐败官僚的结合体！此风不刹，各地效仿，则国将不国！
“不能再等了……”朱常沅喃喃自语，眼中寒光一闪而逝。他深知，面对如此顽疾，温和的劝诫、循序渐进的改革都已无效，必须施以雷霆手段，抓典型，严惩处，才能震慑宵小，打破僵局。刘承胤，就是那个必须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典型！
他霍然起身，走到书案前，铺开一张空白的诏旨，提起朱笔，略一沉吟，便奋笔疾书。笔锋凌厉，力透纸背：
“奉天承运，永历监国诏曰：查原任长沙知府刘承胤，本系归附，朝廷授以重任，理当抚辑地方，勤谨王事。乃该员到任以来，溺职废弛，日事宴游，刑政壅塞，民怨沸腾。更复纵容部曲，肆虐闾阎，加征苛敛，中饱私囊。似此辜恩溺职，贪酷害民，实属罪大恶极，难逃刑宪！着即：
一、 革去刘承胤一切官职爵位，锁拿进京，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严行会审！
二、 抄没其家产，充作军饷，其眷属另行安置。
三、 长沙府衙所有涉案吏役，一体严查，毋得枉纵！
四、 此案审结后，罪证确凿，即于市曹明正典刑，以昭炯戒！
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钦此！”
写罢，他重重盖上“永历监国之宝”的玉玺。这道诏书，不再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充满了血腥的杀伐之气。
“传李元胤、沐涵、李永茂即刻觐见！”朱常沅对殿外沉声吩咐。
片刻之后，三人匆匆而至。朱常沅将诏书递给李元胤。李元胤快速浏览一遍，虎目中精光爆射，抱拳道：“监国圣明！此等蠹虫，正该如此处置！末将愿亲率一队锐卒，前往长沙拿人！”
沐涵看过诏书，神色凝重中带着一丝忧虑，但她深知此事已无退路，轻声道：“臣妾已令靖安司长沙站全力配合，确保拿人抄家，万无一失。只是……如此严厉，恐引起部分降将及旧臣恐慌……”
都御史李永茂则肃然道：“监国乾纲独断，臣等谨遵圣谕！都察院即刻选派得力御史，参与会审，务求案情水落石出，罪证确凿，令人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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