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支洞的“陷落”与随之而来的短暂骚动，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在山谷间回荡数日后，终究缓缓平复。日军的搜索和试探并未停止，却似乎失去了最初那种精准而迫人的锐气。东南方向的追踪小队在徒劳无功地搜索了数十里后，只能带着几处模棱两可、更似野兽痕迹的发现悻悻撤回。对那片山区的封锁依旧严密，但大规模的、地毯式的梳剿行动，渐渐被更高频次但范围相对固定的巡逻和定点侦察所取代。
南造云子似乎接受了这样一种“阶段性结论”：教导队的主力核心可能已经通过某种未知的、极其隐秘的方式转移或分散，遗留在山区内的，或许只是少量来不及撤离或故意留下的牵制人员和技术残骸。她并未完全放弃，但重点明显转向了更长期的监控、封锁和心理施压，试图通过时间与匮乏，来消磨可能隐藏在山石深处的最后抵抗意志。
对于二号洞窟内的教导队而言，这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喘息之机。
“移花接木”计划的成功，带来的不仅是外部压力的微妙缓解，更是一种内部信心的重塑。队员们虽然依旧生活在绝对静默与简陋之中，但眉宇间那层因长期被动躲藏而积郁的沉闷，被一种更内敛、更扎实的笃定所取代。他们亲眼见证了队长如何用智慧和耐心，在无形的战场上与强敌周旋，并成功误导了对方。这比任何激昂的口号都更能凝聚人心。
洞窟内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更加秩序井然的“常态”。
物资管理被赵卫国提到了近乎苛刻的精度。每一粒粮食、每一根火柴、每一发子弹都有详细的台账和领取记录。利用缴获的少量工具和材料，队员们在洞窟深处开辟出了微型“菜园”——利用岩缝渗水和人工光照（严格控制），尝试培育耐阴的野菜和菌类，虽然产量微不足道，却是一种象征，一种对“活下去”最朴素的坚持。
训练从未松懈，但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常规的战术、体能和武器维护，李昊亲自开设了“战场技术应用”与“敌情分析”两门课。前者，他结合缴获的日军资料和自身知识，讲解简易爆炸装置设计、野战伪装、无线电基础原理等实用技能，鼓励队员们动手制作和实验。后者，他与墨离、林静婉一起，将过去几个月与日军、特别是与南造云子交锋的诸多案例拆解分析，引导队员们思考敌人的行为模式、决策逻辑和可能的弱点。
“我们不仅要会打仗，更要学会读懂战争，读懂对手。”李昊在昏暗的油灯下对围坐的骨干们说，“南造云子这样的人，是镜子，也是磨刀石。她逼迫我们用比她更缜密的思维去应对。这场较量，胜负不仅仅在枪炮，更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林静婉的技术组则在相对独立的区域，继续进行着“静默研发”。电台的防测向改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种利用洞窟特殊结构削弱信号辐射的“地网”式天线被设计出来。同时，她对那本缴获的日军技术中佐笔记本的研究越发深入，结合其他资料，开始尝试逆向推导日军某些通讯设备的频率使用习惯和可能的加密规律，虽然距离破译还遥不可及，但积累的数据和推测，本身就有价值。
最让李昊欣慰的，是队伍内部悄然形成的“学习”与“传承”氛围。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老兵带新兵，技术骨干分享心得，甚至自发组织起了关于战术、历史、乃至基础科学的小型讨论会。那本从未来带来的、超越时代的知识火种，在这与世隔绝的黑暗中，以最原始却最坚韧的方式，一点点渗透、传播、扎根。
然而，李昊深知，平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监听小组依旧日夜守候，捕捉到的日军通讯显示，针对太行山区的“剔抉”与封锁已被纳入更常态化的军事部署。伪政权加强了边缘村落的控制和“治安强化”，试图彻底掐断根据地与群众的联系。而那几台神秘的无线电测向车，虽然不再有大规模集中扫描，却如同幽灵般，偶尔会在深夜出现在不同方向的山区外围，进行短暂的、目的不明的停留。
更让李昊警惕的是，墨离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传回一个模糊的信息：山区边缘部分村庄，近期出现了身份不明的“货郎”或“游医”，他们不仅贩卖货物，似乎更热衷于打听消息，特别是关于“山里有没有能工巧匠”、“是否见过陌生人”之类的话题。这些人的手法比之前的特务更加隐蔽，更善于融入乡土。
“南造云子在变招。”李昊在核心会议上指出，“从高压军事清剿，转向更长期、更隐蔽的社会面控制和情报渗透。她想用细网筛沙子，用时间熬鹰。这对我们未来的生存和重新建立外部联系，是更大的挑战。”
“那我们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躲着。”王铁柱问道。
“当然不能。”李昊点头，“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必须比之前更加谨慎，目标也必须更加明确。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条绝对可靠、难以被渗透的对外联络通道，不是为了获取补给——那太冒险——而是为了获取信息，了解山区外的真实情况，了解鬼子新的动向，也了解……我们还有多少同志在坚持，群众的心是否依然向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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