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行动中，湘西军团始终坚持 “克制使用武力” 的原则。5 月 15 日，在孟买港的冲突中，数百名工人试图抢夺英国货轮上的物资，殖民警察准备开枪镇压时，湘西军团第 4 师师长蔡巨猷（3月从湘西换岗）及时赶到，下令士兵朝天鸣枪警告，并将工人与警察隔离在两侧。
蔡巨猷通过翻译向工人解释：“物资抢夺并非解决问题之道，吾辈可代为向殖民政府转达诉求，但需以和平方式谈判。” 随后，他带领工人代表与英国港务官员会面，最终达成 “暂存物资、待谈判后处理” 的协议，避免了流血冲突的扩大。
蔡巨猷是1879出生，湖南益阳人，书香门第，1901 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担任过湖南新军西路巡防第八队管带。后在周家邀请下，加入湘西革命军，后在云南讲武堂进修一年。1920年3月到去印度的军团接任第4师师长。
此次总罢工持续了 1 个多月，直到 6 月 18 日，英国殖民政府与工人代表达成和解：殖民当局同意 “释放部分被捕反英人士”“降低纺织业税收以支持工人加薪”，工人则停止罢工，恢复生产。在整个罢工期间，湘西军团共出动兵力累计超过30次，发生 3 起武力冲突，造成 5 名工人受伤，远低于英国殖民警察的镇压伤亡数字。
这种 “以威慑代替镇压、以调解促进和解” 的方式，不仅有效维护了孟买的秩序，更让湘西军团在印度民众中树立了 “理性中立” 的形象 —— 许多印度民众将湘西军团与残暴的英国殖民军队区分开来，这也成为湘西军团在印度殖民秩序维护行动中的特殊现象。
1920 年 9 月，孟买再次爆发大规模罢工，但此次罢工的背景与前两次截然不同 —— 它与 “哈里发运动”（注：一战后印度穆斯林为反对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而发起的宗教政治运动）紧密结合，成为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
9 月 10 日，在印度国民大会党与穆斯林联盟的联合号召下，孟买民众发起 “支持哈里发运动、抵制英国商品” 的罢工行动，参与者不仅包括纺织工人，还有学生、商人、手工业者等多个群体，人数达 15 万人。
与此前的经济罢工不同，此次行动带有强烈的宗教与政治色彩，游行队伍中既有伊斯兰教的绿色旗帜，也有印度教的橙色旗帜，“反对英国殖民统治” 的共同目标让不同宗教群体暂时放下分歧，形成了空前的团结局面。
罢工初期，局势相对和平，但随着英国殖民当局宣布 “禁止一切宗教集会”，冲突迅速升级。9 月 12 日，殖民警察在孟买市中心的贾玛清真寺前驱散祈祷人群，造成 10 余名穆斯林民众受伤，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力抗议 —— 民众焚烧英国商铺、破坏铁路轨道、袭击殖民政府办公楼，甚至试图抢夺英国殖民军队的武器库。
英国孟买殖民政府紧急命令湘西军团 “全面接管孟买的治安控制权，不惜一切代价压制暴力行为”，此次命令中首次出现 “不惜一切代价” 的表述，也意味着湘西军团的行动权限被大幅扩大。
军团司令的陈开穹在接到命令后陷入两难，哎，“印度人的命也是命”，他虽然对印度人没有好感，但无法狠心大肆屠杀平民，小时候没少听说过湘军打长毛的故事，他深知平民暴动一旦参合宗教，就容易一发不可收拾；但另一方面，若不执行命令，湘西军团将面临英国殖民当局的信任危机，进而影响 “冬至协议” 中英国协助湘西收缴德国武器、运回工业设备的承诺。
最终，陈开穹采取了 “分层应对” 的策略：对和平游行的民众，仍以武装威慑、道路封锁的方式限制活动范围；对实施暴力破坏的激进分子，则采取 “精准抓捕” 的方式，避免伤及无辜；同时对于持武器有威胁的提醒士兵以自身安全为重，看到情况不对可以先开枪制服对方；同时，加强与印度宗教领袖的沟通，通过他们劝说民众保持冷静。
在 9 月 15 日的冲突中，一群激进分子试图焚烧孟买最大的英国百货公司，湘西军团第 2 师师长刘希陶（3月从湘西过来换岗）率领部队赶到现场。
他没有下令开火，而是让士兵将步枪上刺刀组成人墙阻挡激进分子，同时让翻译向人群中的宗教领袖喊话：“焚烧商铺只会伤及无辜民众，非宗教教义所倡导，若有诉求，可通过合法途径表达。” 在宗教领袖的劝说下，激进分子逐渐散去，百货公司得以保全。
刘希陶生于1880年，湖南攸县人，1900年毕业于北洋陆军军官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后来受保定的军校的学弟周振雷邀请，加入湘西革命军。
此次事件后，陈开穹意识到 “单纯的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印度的殖民矛盾”，他在给辰溪周承业的电报写道：“印度民众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已从经济层面上升至民族觉醒层面，吾辈今日之任务，虽为维护英国秩序，然亦需思考：他日湘西若面临外侮，当如何凝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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