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5日，白银市的沙尘终于停了，天空露出一点灰蒙蒙的蓝，可空气里的压抑感却没散。张建国坐在公安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摊着三起凶案的案卷，还有一叠厚厚的排查记录——三天来，全局民警跑遍了机床厂、农机厂的每一个角落，核对了127个符合条件的工人，却没找到一个能跟凶案直接挂钩的嫌疑人，孙卫国的行踪也依旧成谜。
“张队，火车站和汽车站的排查还在继续，没有孙卫国的消息。他的银行账户最近没动过，老家的亲戚也说没联系过他，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小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杯凉透的茶水，“农机厂那边又提供了个情况，说孙卫国去年跟一个叫刘红梅的女工闹过矛盾，刘红梅说孙卫国跟踪过她，还骚扰过她，后来厂里调解了，孙卫国才没再找她。”
张建国接过茶水，抿了一口，冰凉的水顺着喉咙往下滑，却没驱散心里的燥热：“刘红梅现在在哪里？有没有联系上她？”
“已经联系上了，她现在在家休息，不敢去上班。我跟她约了今天上午十点见面，就在她家附近的咖啡馆。”小李把一张纸条放在桌上，上面写着咖啡馆的地址，“她跟我说，孙卫国跟踪她的时候，穿的就是深色外套，戴帽子，跟三个受害者描述的跟踪者一模一样。”
张建国立刻站起身，拿起案卷：“走，现在就去见她，说不定能从她那里找到孙卫国的线索。”
上午九点半，张建国和小李赶到咖啡馆时，刘红梅已经到了。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一件米色的外套，头发扎在脑后，脸色苍白，手里紧紧攥着一个保温杯，眼神里满是恐惧。看到张建国和小李进来，她立刻站起身，声音带着颤抖：“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我这几天都不敢出门，总觉得孙卫国在跟着我。”
张建国在她对面坐下，尽量让语气温和：“刘女士，别害怕，我们会保护你的。你跟我们说说，去年孙卫国是怎么跟踪你的？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刘红梅喝了一口保温杯里的水，定了定神，缓缓开口：“去年夏天，我刚调到农机厂的财务科，孙卫国是车间的工人，经常来财务科报销，慢慢就认识了。后来他开始给我送东西，比如水果、点心，我拒绝了，说我已经结婚了，可他还是不放弃，每天都在厂门口等我下班，跟在我后面走。”
“他跟了你多久？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张建国拿出笔记本，认真记录。
“跟了我一个多月。”刘红梅的身体微微发抖，“有一次他拦住我，说喜欢我，让我跟我老公离婚，我不同意，他就威胁我说‘你要是不跟我在一起，我就让你不得安宁’。后来我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公去厂里找他理论，还报了警，厂里也出面调解，孙卫国才没再跟踪我，但他看我的眼神特别吓人，像是要吃了我一样。”
“他跟踪你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有没有戴手套或者携带什么东西？”
“穿的是深色的工装外套，戴一顶蓝色的帽子，手里经常拿着一个黑色的包，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刘红梅想了想，“对了，他穿的皮鞋是解放牌的，跟厂里其他工人穿的一样，我记得他的鞋码好像是42码，有一次他在财务科不小心把鞋蹭到了我的椅子，我看到鞋码标是42。”
张建国的眼睛亮了——孙卫国的身高、体型、穿着、鞋码，都跟凶手的特征完全吻合，而且他有跟踪女性的前科，还威胁过刘红梅，这些都加重了他的嫌疑。
“你知道孙卫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者经常去什么地方？”张建国继续追问。
“他好像没什么爱好，平时下班就回家，很少跟人来往。”刘红梅摇了摇头，“不过我听车间的同事说，他喜欢去西郊的废弃工厂，有时候周末会去那里待一整天，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
“西郊的废弃工厂？”张建国心里一动，“你知道具体位置吗？”
“具体位置我不知道，只听同事说在西郊的国道旁边，是以前的老机床厂，早就废弃了，里面杂草丛生，很少有人去。”刘红梅回答。
张建国让小李记下废弃工厂的大致位置，又安慰了刘红梅几句，让她最近注意安全，有情况随时联系警方。离开咖啡馆后，张建国立刻给局里打电话，让技术科和巡逻组准备，去西郊的废弃工厂搜查。
中午十二点，张建国带着十几个民警，还有技术科的老陈，赶到了西郊的废弃工厂。工厂的大门早已生锈，上面挂着一把断裂的铁锁，院墙倒塌了一半，里面长满了齐腰高的野草，风吹过野草，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暗处窥探。
“分成四个小组，仔细搜查，特别是厂房和仓库，注意寻找长刀、手套、纸条之类的物证，还有有没有人活动的痕迹。”张建国给民警们分配任务，自己则带着老陈走进主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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