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
孙连城刚踏进办公室，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就发出尖锐刺耳的鸣叫。
省纪委的专线。
他伸手，按下免提。
“孙书记，田书记请您十点钟到他办公室。”
电话那头是田国富的秘书，声音客气，却听不出任何人类的温度。
只传达指令，不带半句废话。
日程、事由，一概没有。
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好的，我准时到。”
通话结束，忙音响起。
孙连城站在原地，拿起桌上的玻璃杯，将里面已经凉透的隔夜浓茶一饮而尽。
冰凉的茶水带着苦涩，像一条冰线，从喉咙直刺入胃。
残余的睡意被这股寒意彻底驱散。
来了。
这通电话，在他的预料之中。
甚至，这通电话已经迟到了。
他以为自己履新一周内就会接到。
现在这个时间点召见……
是磨好的问罪之刀？
还是有意点拨的路？
孙连城换上外套，没有惊动秘书，独自下楼，上车。
车辆驶离市委大院，汇入京州早高峰拥堵的车流。
一个小时后，车子稳稳停在省纪委大楼前。
孙连城推门下车。
一股与市委大院截然不同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里没有客套的寒暄，没有热情的笑脸。
空气里，悬浮着一种恒定的、冰冷的紧张。
走廊光可鉴人，皮鞋踩在上面，回声短促而沉闷。
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都步履匆匆，制服笔挺，目不斜视。
他们的表情像是用规尺画出来的，严谨，紧绷。
没有人对他这个新上任的市纪委书记投来任何好奇的打量。
在这里，所有无关案卷的关注，都是一种奢侈的浪费。
田国富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
门虚掩着，透出一条细缝。
没有秘书通传。
孙连城抬手，用指节叩响厚重的木门。
咚，咚。
“进。”
一个字，从门缝里挤出来，被浓重的烟味浸透了。
孙连城推门而入。
办公室里烟雾弥漫，呛得人眼睛发酸。
田国富背对他，站在墙边。
那是一张巨大的汉东省地图，上面用红蓝两色的记号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
他就那么站着，指间夹着烟，烟灰积了很长一截，摇摇欲坠。
身形不动，却自有一股凝视沙盘、定夺生死的将军气魄。
“来了，坐。”
田国富没有回头，声音平静。
孙连城依言在待客的沙发上坐下。
他松了松领带，但腰杆挺得笔直，双手平放在膝上。
他没有先开口。
这场会面，从他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田国富就是唯一的主考官。
终于，田国富掐灭了手里的烟头，在烟灰缸里缓慢而用力地碾着，仿佛要将什么无形的东西彻底碾碎。
他转过身，在孙连城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整个身体陷进柔软的靠垫里。
两人之间，隔着一张黑漆茶几。
他沉默地注视着孙连城，足有半分钟。
这种沉默，比任何严厉的质问都更具压迫感。
“连城同志，上任有段时间了，感觉怎么样？”田国富终于开口。
“压力很大，责任很重。”孙连城言简意赅。
“压力大，就对了。”
田国富端起桌上那个标志性的白色搪瓷缸，用杯盖刮了刮浮起的茶叶沫，吹开，喝了一口滚烫的茶水。
“我们纪委干部要是没压力，还要我们干什么？”
他放下茶缸，身体微微前倾。
就这一个动作，整个房间的气压骤然改变。
一股无形的重量从对面直扑而来，压在孙连城的肩膀上，让他后背的肌肉下意识地绷紧。
“最近，我听到了很多声音啊。”
田国富的语速不快，字字句句，却像重锤，一下下砸在孙连城的耳膜上。
“有告状的，说你‘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是京州新的不稳定因素。”
他停顿了一下，视线锐利如探针，仔细观察着孙连城脸上最细微的肌肉变化。
“有喊冤的，说你‘过江龙’太猛，不讲章法，要把京州的天，捅个窟窿。”
他拿起桌上的烟盒，磕出一支，却没有点燃，只用指尖在烟嘴上缓缓摩挲着。
“体系外的有。”
田国富停顿了一下，抬起眼。
那道目光，死死钉在孙连城脸上。
“我们纪委体系内的，也有。”
最后“体系内”三个字，他说得极重，像两颗冰冷的石子。
孙连城放在膝上的手指，无声地收紧了半寸。
那些告状信，恐怕早已淹没了田国富的办公桌。
张婉茹听到的只是风声。
田国富这里，是狂风。
“田书记，”孙连城迎着田国富的审视，身体也微微前倾，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组织上用我这把‘外行’的刀，不就是为了破开那些‘内行’织起来的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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