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北哈拉和林旧址东北三十里那片被当地人称为“白骨甸”的干涸河床，在初冬凛冽的寒风中裸露着大片灰白色的砾石。当工部主事王琼带着勘测队走进这片死寂之地时，脚下每一步都踩碎无数风化的兽骨——不是人骨，而是数百年来在这片水源地争夺中倒下的马匹、骆驼、牛羊的遗骸，骨殖在漠北极端的气候下已经酥脆如糕饼，碎裂时发出细密的、令人牙酸的咔嚓声。
“就是这里了。”王琼展开那张由兵部、工部、理藩院三方会勘后圈定的《北庭都护府选址图》，手指点向河床北侧一片略微隆起的台地，“地势高，不易被水淹——虽然这河已经干了几十年；背靠山崖，可挡北风；最重要的是……”他顿了顿，用脚踢开表面的骨屑，露出下面暗红色的土壤，“这土，是黏土。夯城墙，最结实。”
伯颜帖木儿蹲下身，抓起一把红土在手中揉搓。蒙古贵族的手掌宽厚粗糙，指缝间很快漏下细密的沙粒，但土的核心部分确实带着黏性。“草原上搭毡房，也会找这种土夯实地面。因为虫子钻不透，雨季也不会变成泥沼。”他站起身，望向远处隐约可见的几座蒙古包，“但你们选在这里建城，那些还在附近游牧的部落……会怎么想？”
这是最棘手的问题。哈拉和林是蒙古帝国的旧都，虽然荒废百年，但在草原人心中仍是圣地。明朝要在这里设立“北庭都护府”，驻军三千，建城筑墙，在蒙古贵族眼中无异于在祖坟上动土。
其其格带着理藩院的通事，正在走访散居在方圆五十里内的七个蒙古部落。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微妙的区别：三个距离较远的部落对此事漠不关心——“汉人爱建城就建吧，反正我们不进城”；两个距离稍近的部落则明显不安，担心建城后草场被占、水源被控；而最近的两个部落，头人已经私下碰过头，虽然还没公开反对，但话里话外透着警惕。
“这位老人说，”其其格在《漠北部落实录》中记录了一段对话，“‘城是石头做的，不会走路。但城里的兵会骑马，马要吃草。今天说只占这一片，明天马多了，草不够吃了，就会往我们的草场走’。”
真正的博弈在选址确定后的第一次“部落会盟”上展开。太子朱见深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派程允执为钦差，伯颜帖木儿为副使，在选定的台地上搭起一座巨大的议事帐篷。被邀请的七个部落来了六个，最远的那个托词“马群遭狼”，只派了个年轻族人送来一袋奶豆腐作为礼物。
帐篷中央铺着一张特制的舆图——不是常见的军事地图，而是一幅标注着各部落传统游牧路线、季节性水源、重要敖包和草场分界的《哈拉和林周边生计图》。这是理藩院花了三个月时间，通过贸易、问询、乃至暗中观察整理而成的。
“诸位请看，”程允执的声音温和而清晰，“朝廷要建的这座城，在这里。”他用一根红木棍点在台地位置，“城墙周长三里，城内驻军三千，另有随军工匠、医官、书吏等约五百人。合计三千五百人，战马一千匹。”
帐篷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一个叫巴特尔的头人率先开口：“程大人，三千五百人，一天要喝多少水？我们这河已经干了，最近的活水在东南二十里外的月牙泉。你们建了城，会不会把泉水占了？”
“不会。”程允执早有准备，从袖中取出一卷图纸，“工部的水利官已经勘测过，月牙泉的水量，足够供应城内军民，外加周边三个部落的人畜饮用。但泉水需要保护，所以朝廷计划在泉眼周围建一道矮墙，派兵看守，防止污染。同时——”他顿了顿，“凡周边部落，每月可凭‘用水牌’免费取水，数量按户登记，保证公平。”
这个回答让几个头人交换了眼色。草原上水源是命脉，汉人不仅不独占，还承诺看守和保护，这出乎他们的意料。
另一个叫乌云的老妪——她是部落里最受尊敬的萨满——颤巍巍地问：“那草场呢？一千匹马，一天要吃多少草？我们的牛羊怎么办？”
这次是伯颜帖木儿回答：“乌云额吉，城里的马不吃新鲜草。”他用蒙语解释，“朝廷会从内地运来干草和豆料作为军马饲料。只有在最紧急的时候，才会让军马在划定的小块草场上放牧。而且……”他加重语气，“凡是军马吃过的草场，朝廷会按市价补偿给部落，用茶叶、布匹或者银钱。”
“补偿？”一个年轻的头人冷笑，“草吃了就长了，怎么补偿？按什么价？”
程允执从案下取出一个木盒，打开，里面是几十种晒干的草样，每样都贴着标签：“这是工部农官采集的本地草种。我们计算过了，一亩草场在正常年景下的产草量，折合干草约三百斤。朝廷的补偿标准是：凡被军马采食的草场，按亩补偿——要么补同等数量的干草，要么按市价折银。”他又取出一本册子，“这是宣府、大同边市的草料价格记录，过去三年的均价都在这里，各位可以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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