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船”的惊雷与“神威炮”的疑云，如同两股凶猛的飓风，分别席卷了洪武与永乐的朝堂与前线。然而，真正的风暴，其核心并非源自内部，而是挟着南洋的湿热与莫测的恶意，以更加狂暴、更加直接的姿态，骤然扑向了大明的海岸线。
一、洪武劫波：双城陷落与认知的颠覆
靖海侯吴祯的紧急军报，如同雪片般飞向应天府，每一封都带着硝烟与血腥的气息。继台州外海岛屿补给点遇袭后，那支神秘而凶悍的“黑船”舰队，仿佛彻底撕去了伪装，露出了狰狞的獠牙。
它们不再满足于袭击孤岛哨所，而是将目标直接对准了大陆沿岸的府城。
第一处遭殃的是浙江宁波府下属的定海卫城。这座在历次倭患中都曾坚守的沿海坚城，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遭到了“黑船”舰队的突然炮击。据侥幸逃出的溃兵描述，敌舰火炮射程极远，威力奇大，且发射极其迅捷，守城火炮尚未调整好射角，城墙垛口便被密集的弹雨削平。随后，大批身着奇异混合式铠甲、手持火铳与刀盾的敌兵，乘小艇蜂拥登岸，其战术配合娴熟，火力凶猛，守军几乎一触即溃。定海卫城陷落，城中军械库、粮仓被洗劫一空，大批工匠、医士、乃至识字的文吏被掳走，来不及撤走的百姓惨遭屠戮。
紧接着，福建泉州府的外港蚶江镇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这座以海外贸易闻名的繁华市镇，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黑船”舰队突入港湾，港口防御工事如同纸糊般被撕裂。敌兵登陆后，目标明确，直奔几家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大商行库房和船坞，抢掠了大量金银、丝绸、瓷器，以及数艘尚未完工的福船和大量造船木料。掳掠之后，敌舰并未久留，在明军援军赶到前，便扬帆远去，消失在海平线上。
双城陷落！ 消息传开，东南沿海乃至整个大明，为之震动。
这是自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敌寇竟能长驱直入，连陷沿海要地，如入无人之境！更令人恐惧的是，敌人展现出的武力、战术、以及对大明沿海防御弱点的精准把握，都远超以往任何对手。
朝堂之上，朱元璋的怒火足以焚天灭地。他摔碎了最心爱的茶盏，厉声咆哮，严令吴祯“戴罪图功”，务必尽快寻敌决战，收复失地，否则“提头来见”！同时，他紧急从北疆和京营抽调精锐火器部队南下，并勒令工部、军器局，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为前线提供更多、更好的火炮！
然而，在震怒与军事调动的表象之下，一场更深层次的认知颠覆，正在洪武朝堂的核心圈层悄然发生。
太子朱标顶着巨大的压力，再次将沈敬那份关于“南方阴影”及“黑船”可能与此有关的密报，连同吴祯最新的、详细描述敌情的战报，一并呈送到了朱元璋面前。这一次，他没有丝毫隐瞒，包括沈敬情报中那些“来源存疑”的部分。
朱元璋在最初的暴怒之后，罕见地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仔细阅读着吴祯对敌船、敌兵、战术的描述，再对照沈敬密报中关于“技术—贸易—武装混合体”、“融合东西、自成一体”、“可能进行独立技术创新”的推测，两者之间的吻合度，让他这位历经无数战阵、洞察力超群的开国帝王，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他不再仅仅将“黑船”视为内贼勾引来的“外寇”，而是开始正视一个可能性：在南方那片朝廷向来视为“蛮荒”、“藩属”的海域，可能已经悄然崛起了一个拥有独立武装、成熟技术、明确战略意图，且对大明怀有强烈敌意或野心的“异类政权”或“海盗王国”。
这个认知，对于一位以“天朝上国”自居、习惯以“华夷之辨”看待世界的帝王而言，是颠覆性的。这意味着，海疆的威胁等级，需要被提升到与北虏同等、甚至更加棘手的高度——因为海洋的阻隔和情报的缺失，使得这个对手更加神秘，也更加难以对付。
朱元璋最终没有立刻表态支持沈敬的全部推测，但他对观测所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批复那些要求裁撤或限制观测所的奏疏，反而下了一道口谕，要求观测所“尽其所长，加紧探查此番‘黑船’之根底，其船、其炮、其兵、其源，务必设法查明！”这等于是在事实上，承认了观测所存在的价值，并赋予了其更重要的战略情报任务。
同时，朱元璋也注意到了于谦在那份“问责”奏疏中的激烈态度。他没有斥责于谦，但在此后关于东南事务的决策中，明显更加侧重于军事应对与外部情报搜集，对于谦提出的“借此机会深挖内部”的建议，暂时搁置了。这是一种无声的战略重心调整。
于谦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感到困惑，甚至有一丝不被理解的委屈。在他眼中，外敌之所以能如此猖獗，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内部防线出现了漏洞，有内应为敌张目。皇帝和太子的态度转变，让他觉得朝廷可能被敌人的凶焰吓住了，开始“头痛医头”，而忽略了治本。但他无法再像之前那样激烈直谏，因为“黑船”造成的实际破坏和军事压力是如此巨大，使得任何“内政优先”的言论，在此时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能被扣上“不顾大局”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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