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陆军将领、部分狂热宗教领袖和极端扩张主义者组成的强硬派（他们往往与边境军事贝伊利益相关，且坚信奥斯曼军队天下无敌）则激烈反对。他们将经济困难归咎于“异教徒的阴谋”和“内部管理不善”，而非战略失误。他们抨击易卜拉欣帕夏等人“软弱”、“畏敌”，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加大对波斯萨法维帝国的军事压力，迫使其放弃与大夏合作；支持中亚的代理人加强对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叛变”城市的颠覆活动，甚至不惜发动一场有限的惩罚性远征，以恢复奥斯曼在丝绸之路上的权威；同时，在红海和印度洋方向，加大对葡萄牙、荷兰以及大夏商船的骚扰力度，展示武力。他们认为，只有展示出更强的力量和决心，才能迫使大夏退缩，并震慑那些骑强的中间势力。
年轻的苏丹苏莱曼二世正处于雄心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他渴望像其祖父“冷酷者”塞利姆一世那样开疆拓土，建立不世功勋。东方出现的强大新对手，既让他感到威胁，也激起了他的好胜心。然而，宰相提供的财政报告和各地传来的不安消息，又让他不得不正视帝国的实际困难。宫廷内的争论日益激烈，苏丹的决策显得犹豫不决。这种高层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传导到官僚系统和军队中，导致政令执行效率降低，不同派系的官员相互掣肘。
经济压力和社会矛盾，往往最容易在宗教和民族差异的断层线上找到突破口。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庞大聚合体，其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军事力量和相对灵活的“米勒特”（民族宗教社区自治）制度。当中央权威稳固、经济繁荣时，这些差异可以被压制或管理。一旦经济困难、中央控制力减弱，潜在的分裂力量就会抬头。
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非土耳其裔的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部落，本就对伊斯坦布尔的中央统治若即若离，在经济利益受损（商路税收减少、贸易机会被剥夺）的情况下，不满情绪加剧。一些部落开始更加明显地阳奉阴违，甚至与波斯的萨法维帝国或大夏的秘密使者暗中接触，待价而沽。
在巴尔干半岛，被征服的基督教徒（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承受着额外的宗教税和经济压榨，经济萧条使得他们的境况更加艰难。虽然大规模的起义尚未爆发，但小股的山匪活动增加，反抗情绪在教堂和乡村酒馆中悄悄滋长。来自威尼斯、奥地利哈布斯堡的间谍和特使，也在这些地区活动加剧，煽风点火，试图利用奥斯曼的困境。
甚至连帝国核心的土耳其裔军事贵族“西帕希”骑兵阶层中，也出现了分化。那些封地（蒂玛尔）位于受贸易衰退影响严重地区的西帕希，收入减少，对中央的忠诚度可能下降。而那些位于与欧洲或波斯前线、能通过战争获得战利品和晋升机会的西帕希，则可能更倾向于强硬派的扩张政策。
曹正淳领导的情报网络，如同敏锐的触角，努力捕捉着奥斯曼内部动荡的各种信号。这些信息被源源不断地汇总、分析，呈送到萧云凰和核心决策层面前。
陆沉在审阅了部分情报后指出：“奥斯曼的内部矛盾，是其体量庞大、结构复杂必然伴随的产物。经济困难是催化剂，但不会立刻导致其崩溃。他们的官僚体系和军事机器仍有很强的韧性。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指望它从内部瓦解，而是要通过持续的外部压力（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放大其内部矛盾，延缓其恢复能力，并引导其内部斗争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基于这一判断，大夏调整和强化了针对奥斯曼的策略：
精准情报投放与舆论战：通过商路、被收买的中间人、乃至伪装成逃亡者的内厂细作，将有选择的信息“泄露”到奥斯曼境内不同阶层。例如，向边境贝伊和商人暗示，大夏愿意与“地方实权者”直接进行贸易，绕过伊斯坦布尔的盘剥；向城市手工业者和市民传播“和平恢复商路就能降低物价、改善生活”的言论；向宫廷内的务实派私下传递“大夏无意与奥斯曼全面开战，愿以平等姿态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信号。这些信息真真假假，目的都是加深奥斯曼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认知分裂和政策分歧。
加大对波斯萨法维帝国的隐性支持：在原有军售基础上，考虑增加一些非致命的军事物资援助（如优质铁料用于制造武器盔甲、治疗伤兵的药材等），并进一步加强与波斯的贸易，尤其确保“北线茶丝之路”的货物充足和利润可观。用波斯这个“成功案例”向奥斯曼内部的其他势力（如不满的库尔德部落、阿拉伯酋长）展示：与大夏合作，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和安全好处。
保持军事高压，但控制节奏：安西都护府的“快速反应游骑营”继续保持活跃巡逻和演习，对任何越境挑衅行为予以坚决打击，但严格避免主动越境挑起大规模冲突。东南水师继续在印度洋展示存在，与葡萄牙、荷兰进行联合巡航，对奥斯曼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的航运保持潜在威胁。这种“引而不发”的姿态，既让奥斯曼强硬派找不到大规模开战的借口（因为大夏没有入侵其核心领土），又让其无法放松东方的军事压力，持续消耗其资源和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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