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知识界的震动相比，欧洲各国宫廷的反应更趋务实，也更显分裂，主要围绕 “威胁 vs 机遇” 展开。
葡萄牙：情感最为复杂。一方面，乐见奥斯曼受挫；另一方面，对大夏在印度洋日益增强的存在和海军的潜在竞争深感忧虑。里斯本王室和印度总督府争论不休：是应该加深与大夏的合作（利用其牵制奥斯曼，并获取贸易利益），还是应该联合其他欧洲力量（甚至暗中联络奥斯曼？）遏制大夏在印度洋的扩张？最终，务实的商业利益暂时占据了上风，葡萄牙决定继续维持与大夏的贸易关系，并尝试派遣更正式的使团（而非仅仅是商人或传教士）去北京，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款和传教权利，同时加紧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
西班牙：正深陷欧洲事务和美洲殖民，对大夏的直接关注相对较少。但通过葡萄牙和其自身的全球情报网（尤其是在菲律宾的初步接触），也开始留意这个东方帝国。西班牙王室更关心的是，大夏的崛起是否会影响到美洲白银的流向（欧洲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以及是否会对其刚刚开始经营的菲律宾群岛构成威胁。
荷兰联合省共和国：作为新兴的商业和海洋国家，荷兰人的反应最为积极和功利。他们将大夏视为一个巨大的、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以及对抗葡萄牙和西班牙贸易垄断的潜在盟友。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迫切希望扩大与大夏的贸易，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指令其在东方的代理人，不惜重金贿赂大夏地方官员，争取更多的贸易特许和港口准入。同时，荷兰人也从大夏对抗奥斯曼的胜利中受到鼓舞，认为证明了一个非天主教的、重商的国家也能击败强大的传统帝国，增强了自身的信心。
英格兰：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正忙于国内宗教改革和与法国的争端，但宫廷中一些有远见的大臣（如托马斯·克伦威尔）已开始关注东方。英格兰商人渴望像荷兰人一样分享东方贸易的利润，避免被葡萄牙和西班牙甩在后面。关于大夏强大军力的消息，也让一些英格兰人隐隐感到，未来的海上霸权争夺，可能不仅限于欧洲海域。
法兰西：弗朗索瓦一世正与哈布斯堡的查理五世激烈争夺欧陆霸权，对大夏的兴趣更多是从牵制哈布斯堡的全球势力的角度出发。如果大夏能够持续对奥斯曼施压，或许能间接缓解哈布斯堡在东线的压力？法兰西宫廷内出现了是否应该尝试与大夏建立某种联系的讨论，尽管路途遥远，困难重重。
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西班牙）：皇帝查理五世（同时是西班牙国王）的反应最为矛盾。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守护者（自封）和奥斯曼的死敌，他当然乐于见到奥斯曼受挫。但作为一个统治着庞大但危机四伏的帝国的君主，他对另一个遥远异教帝国的骤然强盛，本能地感到警惕。他担心大夏与波斯的接近可能会形成一个针对奥斯曼（间接也是针对基督教欧洲？）的东方联盟，也担心东方贸易路线的变化会影响帝国的财政收入。他指令外交官和间谍，加紧收集关于大夏的真实情报。
罗马教廷和欧洲各新教教派，对大夏的消息也反应强烈，但角度不同。
天主教会（尤其是耶稣会等修会）既感到担忧，也看到了新的“福音”机遇。担忧在于，大夏显然是一个拥有高度发达文明和强大军事力量的异教国家，其成功可能进一步削弱基督教在欧洲以外的吸引力，甚至可能被新教势力利用来攻击天主教的“普世性”。机遇在于，如果能成功向这个强大的东方帝国传播福音，使其皈依天主教（或至少建立友好的教会），那将是自圣保罗以来最伟大的传教成就，能极大巩固教廷的权威，并获取无法估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教廷内部关于是否应派遣更高级别、更有学识的使团（如枢机主教级别）前往大夏的争论激烈起来。
新教势力（如路德宗、加尔文宗）则更多地从“神意”和“印证”的角度解读。一些新教神学家将大夏的崛起视为上帝对腐败的天主教会和伊斯兰奥斯曼帝国的双重打击，是“末世征兆”的一部分，或者证明上帝的恩典并不局限于欧洲。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新教徒的自信和传教热情（尽管他们目前还缺乏海外传教的有效渠道）。
欧洲的“震惊”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回大夏。曹正淳的内厂加强了在广州、泉州等地对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监控，从中分析欧洲动向。理藩院和鸿胪寺则开始系统地整理、翻译零星获得的欧洲书籍、地图和情报。
萧云凰在文华阁召集核心会议，商讨对策。陆沉尽管身体依旧虚弱，但坚持与会，他指出了几个关键点：
“第一，欧洲的震惊和关注，对我们而言，是压力，也是机遇。压力在于，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更多双眼睛盯着，任何弱点都会被放大和利用。机遇在于，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关注，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吸引对我们有利的技术和人才（虽然目前很难），并在与欧洲各国打交道时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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