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六十二年二月初二,龙抬头。
京师,大夏国家银行。
钱满仓面前摊着一张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标着红点。从京师出发,往东到天津、济南、烟台;往南到保定、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往西到太原、西安、兰州;往北到张家口、承德、沈阳。一共三十六个红点,三十六个州府。
这是大夏国家银行三十六家分行的布局图。
钱满仓六十二岁了,干了一辈子账房,从书吏干到主事,从主事干到行长。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能管这么多钱。他看着那张地图,手微微发抖。不是怕,是激动。
旁边年轻的伙计问:“钱行长,这三十六家分行,什么时候开?”钱满仓说:“今年开十二家,明年开十二家,后年开十二家。三年,三十六家,全开完。”伙计又问:“谁去管?”钱满仓想了想:“从总行派人。一个人管一家,三十六个人。没那么多怎么办?从各州府选人,选上来,在总行学三个月,学好了,回去当行长。”伙计点了点头。
钱满仓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银行门口排着队,都是来存钱的人。自从宝钞和黄金挂钩,百姓信了,存了,不挤兑了。存款从五十万两涨到二百万两,贷款从三十万两涨到一百五十万两。银行有钱了,就能借给工厂,借给商号,借给修铁路。工厂多了,商号多了,铁路多了,国家就富了。富了,百姓就更信银行了。这是好循环。他转过身,对伙计说:“把地图收起来。明天,我去天津。”
承平六十二年三月初九。天津,直隶最大的商埠。钱满仓站在一间新盖的二层小楼门口,楼门上方挂着一块匾,匾上写着五个字:“大夏国家银行天津分行”。今天是天津分行开业的日子。
门口排着长队,都是来存钱的。第一个是绸缎庄的掌柜,五十来岁,从怀里掏出一张五百两的宝钞递给柜台伙计:“存一年。”伙计接过宝钞,开了一张存单,递给掌柜:“您收好。一年后,凭此单来取,本息共五百一十五两。”掌柜接过存单,看了看,揣进怀里走了。第二个是粮行的东家,四十来岁,从怀里掏出一张一百两的宝钞:“存两年。”伙计开了存单:“两年后,本息共一百零六两。”东家接过存单,揣进怀里走了。
一天下来,天津分行收了三万两存款。钱满仓关上柜台,坐在椅子上长出一口气。天津分行的行长是个年轻人,叫孙家福,三十岁,行政专科学院毕业,在总行学了三个月。他问钱满仓:“钱行长,您紧张吗?”钱满仓笑了:“紧张了一辈子,今天最不紧张。”孙家福问:“为什么?”钱满仓说:“因为我知道,这生意能成。百姓信了,就能成。”
承平六十二年四月初九。山东济南府。济南分行开业三天,一笔存款都没收到。不是百姓不信银行,是百姓没钱。山东连年灾荒,庄稼收成不好,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存?分行行长叫王德厚,三十五岁,也是行政专科学院毕业的。他急得团团转,写信给钱满仓:“钱行长,济南收不到存款,怎么办?”
钱满仓回信:“收不到存款,就放贷款。贷给农民买种子、买农具、买耕牛。庄稼收成了,卖了钱,还贷款。还了贷款,就有存款了。”王德厚看了信,恍然大悟。他开始放贷款,贷给农民买种子,贷给农民买农具,贷给农民买耕牛。三个月后,庄稼收成了,农民卖了粮,还了贷款,还剩下一些,存进了银行。济南分行有了第一批存款,一千两。
承平六十二年五月初九。陕西西安府。西安分行开业了。西安是西北最大的城市,往西是河西走廊,往南是四川,往北是蒙古。商队来来往往,做的是皮货、羊毛、药材的生意。分行行长叫马文瑞,四十岁,本地人,在钱庄干了二十年,对商队了如指掌。他问钱满仓:“钱行长,商队走一趟,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带着银子不方便。能不能让他们把银子存在西安分行,到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的分行取?这样就不用带银子了,轻省,安全。”钱满仓想了想:“好办法。这叫‘汇兑’。你存一百两在西安,给你一张票,到兰州凭票取一百两。收点手续费,十两也行,五两也行。”马文瑞问:“兰州有分行吗?”钱满仓说:“还没开。明年开。”马文瑞说:“那就等明年。”
承平六十二年六月初九。广东广州府。广州分行开业半年了,存款不少,贷款也不少,但有一件事让分行行长李国栋头疼:洋商不用银行。洋商做生意,还是用银元,一箱一箱的,从船上搬下来,搬到仓库里,再从仓库搬到银行,麻烦得要命。
李国栋去找赵翠儿。赵翠儿三十岁了,已经是广东巡抚。她想了想:“你去找乔治。就说,把钱存在广州分行,到伦敦能取。用我们的宝钞,换成英镑。”李国栋去找乔治。乔治听完,眼睛亮了:“真的?存广州,取伦敦?”李国栋说:“真的。我们和英国银行谈好了,汇兑业务,下个月开通。”乔治问:“手续费多少?”李国栋说:“百分之一。一百两收一两。”乔治算了算,一箱银元从船上搬到仓库,再搬到银行,光搬运费就不止一两。用汇兑,省事,省钱。他说:“好。我存一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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