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打破沉默的是郑铁匠，他挠着头：“林先生，您这法子，听着……像是那么回事。可俺打铁，一锤子一个印。这‘共济会’，钱收上来，万一管事的人起了贪心，或者偏袒亲戚，咋办？规矩再好，也得人来做啊。”
赵老栓也点头：“是啊，林先生。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真到了查验谁家该赔、赔多少的时候，抹不开面子啊！再说，今年俺家遭了灾，用了共济粮，明年俺家好了，别家遭灾，俺心里是愿意帮，可万一有人觉得俺去年用了，今年就该多出，或者觉得不公平，这疙瘩就结下了。”
木作行的李师傅则从另一个角度担忧：“只保天灾人祸大病？那要是自家懒，地种不好，收成差，也能来要？或者牲口病死、孩子娶亲这些，保不保？界限难划啊。”
问题依然是那些问题，但这次是在一个更有代表性的场合被提出。林越认真听着，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才缓缓道：“诸位师傅、老叔的顾虑，句句在理。这正是此‘共济会’最难推行之处。它依赖的，不仅仅是规矩，更是乡里长久形成的公信力、公道心，以及大家对长远共同利益的认可。”
他顿了顿，继续道：“故而，学生以为，此事绝不可一蹴而就，更不可全州强推。可先选一两个民风相对淳朴、里正乡老有威信、且刚刚经历过灾害、对风险有切肤之痛的乡，作为试点。比如，柳林乡。”
赵老栓吓了一跳，连连摆手：“林先生，这……俺们乡刚遭了灾，人心还没全稳当，搞这个，怕是不成吧？”
“正因刚遭了灾，大家才对‘万一再遭灾’的恐惧更深，也更能体会独自承担的艰难。”林越看着赵老栓，“赵里正，你在乡中素有威望，此次救灾组织也得力。不妨先在乡中找十几户、最多二三十户，关系和睦、互相知根知底、且对共济会想法有些兴趣的人家，小范围尝试。初始基金不必多，哪怕每户只出十文钱，或一升麦。先立下最简单的规矩，推举大家都信得过的人管账。第一年，甚至可以约定，只保最明确的‘火灾’和‘家主重病’两样。大家亲眼看着这钱粮怎么存、怎么管，账目怎么记。若真有一户不幸遇到事，经过公议，真的从这小小基金里得到了帮助，渡过了难关，而其他出钱的人家并未因此受损，反而觉得心安。那么，第二年，愿意加入的人或许就会多起来，规矩也可以慢慢完善。”
他看向众人：“这就像播种子。先找一小块最适宜的土壤，小心种下，勤加照料。它可能长得很慢，也可能中途夭折。但若真能成活、长大，结出果子让人尝到甜头，那么自然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在自己的田里也种上一棵。它不能取代宗族亲邻的互助，但可以成为这种互助的一种补充和扩展，让那些没有强宗大族依靠的寻常小户，也多一层保障。”
这番话，将宏大的构想拉回到了极其具体、甚至有些微不足道的起点，反而让在座的人觉得，似乎……可以试一试？尤其是那些本身并无强大宗族背景的匠户会首，对此感触更深。
郑铁匠嘀咕道：“要是真能成，倒是不赖。咱们打铁的，就怕火星子溅出来走了水，或者失手伤了筋骨干不了活。要是能有这么个小‘保仓’，心里是踏实点。”
周老匠沉吟道：“关键在‘公信’二字。管账的人，必须绝对公道，账目必须绝对清楚，让每个人都能看明白。赔付的规矩，也要铁板钉钉，不能讲人情。”
林越点头：“正是此理。所以试点之初，规矩宁可简单僵硬些，也绝不能模糊。所有过程，尽量公开。甚至可以请州衙户房派书吏，指导立账，定期核查，以增信用。”
议了半天，最终决定，由林越协助，在柳林乡和另一个民风较好的李家圩，先行开展“乡邻共济会”的试点。州衙不出钱，只出政策支持（承认其合法性，并在发生纠纷时依其规章调解）和有限的业务指导。
说服柳林乡的百姓，比说服会首们更难。尽管赵老栓硬着头皮，先动员了自家亲戚和几个关系极好的邻居，总共凑了十五户，每户出了十五文钱，成立了柳林乡第一个“共济小会”，并公推了赵老栓和一位在乡塾教过几天书、人品公认刚直的老童生共同管账，账本请林越带来的书吏帮忙立了格式，存放在祠堂新加固的侧室里，钥匙由两人分持。规矩简单到只有三条：仅保火灾焚屋（需乡邻五人以上见证）和家主重病卧床超一月（需郎中证明），最高赔付不超过五百文。每年腊月对账公示。
即便如此，乡里大多数人都持观望甚至嘲笑态度。
“老栓这是被水泡糊涂了？平白让大家出钱？”
“十五文是不多，可扔水里还能听个响呢！谁知道这钱最后进了谁口袋？”
“真要遭了灾，官家还能赈济呢，指望这十五户的几百文钱？顶啥用？”
“等着看吧，到时候有热闹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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