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十五。
九州，博多城。
秋日的阳光透过纸窗，洒在临时布政使司衙门的正堂内。周慎坐在主位上，眉头紧锁，面前堆着厚厚的文书——这是他上任九州布政使的第三十天，也是推行“新政”遭遇阻力的第三十天。
“大人，这是今日各府报上来的文书。”主簿递上一叠公文，面带忧色，“福冈府有二十七名士族公开拒绝送子弟入学；长崎府两所学堂被纵火，所幸发现及时；鹿儿岛府的告示栏上，夜里被人贴满了谩骂新政的檄文……”
周慎接过文书，一页页翻看，越看脸色越沉。
这些反抗并不激烈，却无处不在。士族们以“守护家学”为由抵制学堂；商人暗中提高纸墨价格，让平民买不起文具；甚至有寺庙的僧侣在讲经时，暗示“学习汉文是背弃神明”。
“大友弘来了吗？”周慎问。
“已在偏厅等候。”
大友弘是原丰后守护大友氏的族长，归附后被任命为九州布政使司参议。他是最早投靠大明的九州贵族之一，也是新政在本地士族中的代言人。
偏厅里，五十余岁的大友弘正襟危坐。见周慎进来，连忙起身行礼。
“不必多礼。”周慎摆手，“大友参议，你对这些事怎么看？”
大友弘迟疑片刻，缓缓道：“周大人，恕下官直言……新政推行得太急了。”
“哦？如何说？”
“九州士族，数百年来都以家学传承为荣。”大友弘斟酌着措辞，“如今让他们送子弟去官办学堂，与平民同窗，学汉文、算术，他们觉得……辱没了身份。”
“那平民呢？”周慎问，“他们为何也抵触？”
“平民……”大友弘苦笑，“他们一是担心学费——虽然大人说了免费，但他们不信天下有免费的饭食；二是担心学成之后无用，反耽误了农活、手艺；三是……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学了汉文，忘了本族的语言，成了无根之人。”大友弘低声道，“更害怕学成之后，被征去遥远的地方做官，再也回不了家乡。”
周慎沉默了。这些顾虑，他在南京时就预想过，但真正面对时，才发现比想象中更复杂。
“还有一事……”大友弘小心翼翼道，“各寺庙的僧侣，对新政抵触尤甚。他们认为，推广汉学是动摇神道信仰，是在毁灭日本之‘魂’。”
文化冲突，信仰冲突，身份认同的冲突。
这正是骆文博离开前警告过他的：征服一片土地容易，征服人心难。
“大友参议，”周慎忽然问，“你为何愿意支持新政？”
大友弘怔了怔，随即坦然道：“因为下官看得明白。大明之强，非只在船坚炮利，更在文明昌盛。汉文典籍浩如烟海，算术格物精妙绝伦，科举取士公平开放……这些都是日本没有的。若九州子弟能习得这些，未来才有出路。”
他顿了顿：“至于神道信仰……下官以为，信仰在于心，不在于言。用汉文诵读经文，神明就不会聆听了吗？”
周慎眼中闪过赞许：“说得好。可惜，不是所有人都如参议这般明理。”
“所以需要时间，也需要……”大友弘压低声音，“也需要让一些人先看到好处。”
“你的意思是？”
“下官建议，在各府设立‘新学模范堂’，挑选聪慧子弟，免一切费用，还提供食宿。学成之后，优秀者可直接授予官职，或保送南京国子监。”大友弘道，“让其他士族、平民看到，学汉文真有前途。到时，不用催，他们自会争相入学。”
利益驱动，永远比强制更有效。
周慎沉吟片刻：“此法可行。但模范堂的先生从何而来？本地通晓汉文者本就不多，且多数对新政有抵触。”
“下官有一策。”大友弘显然早有准备，“九州有不少寺庙的‘学问僧’，他们通晓汉文佛经，也教授子弟。若能说服他们出任教职，给予僧官品级和俸禄……”
“以僧侣教汉学？”周慎皱眉，“他们愿意吗？”
“若只是教汉文，他们或许不愿。但若允许他们在学堂旁设‘讲经堂’，在教授汉文之余，也可讲解佛法、神道……”大友弘道，“这算是……交换。”
周慎眼睛一亮。这确实是个办法——既解决了师资问题，又安抚了宗教势力。
“好！此事就交由参议去办。”周慎拍板，“另外，本官会奏请朝廷，从南京国子监选派一批年轻监生来九州任教。他们带来的，将是最正统的汉学。”
“下官领命！”大友弘精神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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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长崎港。
一艘来自南京的官船缓缓靠岸。船上走下三十余名年轻士子，为首的是一名二十出头的青衫书生，面容清癯，眼神明亮。
他是沈度，南京国子监算学科优等生，也是第一批自愿报名来九州任教的监生之一。
码头上，长崎府的同知早已等候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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