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嘴崖的作战计划还在参谋们的沙盘和图纸上细细打磨，部队在厉兵秣马，兵工厂在日夜赶工。但在杨各庄团部旁边一间不起眼的土坯房里，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也在紧锣密鼓地部署着。这间房门口连个牌子都没挂，平时进出的人不多，个个行色匆匆，穿着打扮也各异，有穿军装的干部，有着长衫像是教书先生的，甚至还有穿着绸缎马褂、看着像买卖人的。
这里是风暴团新设的“经济联络处”，对外宣称是负责根据地物资采购和土产销售的普通部门。但实际上，它的触角正悄无声息地向着根据地之外，向着敌占区、国统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延伸，试图编织一张隐秘而坚韧的贸易网络。处长是个叫周明华的干部，三十多岁，戴着眼镜，外表斯文，以前在天津的洋行里做过账房先生，算盘打得噼啪响，心思也活络。他此刻正对着油灯，仔细看着一份刚送来的密报，眉头微蹙。
他对面坐着的是王雷和赵刚。灯光将三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随着火苗轻轻摇曳。
“司令员，政委，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一些。”周明华放下密报，推了推眼镜，“我们派出去的第一批‘行商’，已经和太原、石家庄、甚至保定外围的一些商铺、货栈搭上了线。咱们拿出去的货——主要是山货、药材、皮货，还有少量品质极好的手工布匹，很受欢迎，价格也给得不错。对方对咱们的磺胺粉、阿司匹林片（部分来自系统爆装，部分来自与福特的交易，对外统称‘海外爱国华侨捐赠’）更是趋之若鹜，愿意用高出市价三成的硬通货或者咱们急需的物资来换。”
“这是好事啊。”赵刚说道。
“是好事，但问题也跟着来了。”周明华苦笑，“第一是运输。大批货物进出，很难完全避开日伪的关卡和税警。咱们的人虽然尽量化整为零、绕道小路，但风险依旧很大，已经有两个小组在途中被盘查，损失了一批货物，人虽然侥幸脱身，但线路暂时废了。第二是结算。对方愿意用大洋、法币甚至鬼子发的‘联银券’支付，但这些钱币在咱们根据地内流通性有限，而且币值不稳，尤其是法币，一天一个价。咱们更希望直接换取物资——五金材料、煤油、橡胶、甚至书籍纸张。可对方往往没有现货，或者有也不愿意轻易拿出来交换，更倾向于用钱。这就产生了我们拿着钱，却买不到最需要东西的窘境。第三，也是最麻烦的，”周明华声音压低，“有些和我们接触的商人，背景复杂。有的是真心做买卖，有的可能和日伪有牵连，想探咱们的底，甚至下套。咱们的人经验不足，鉴别起来很困难。”
王雷安静地听着，手指在粗糙的桌面上轻轻敲击。这些问题，都在意料之中。经济战线和军事战线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他建立这个贸易网络，首要目的是获取根据地无法自产的紧要物资，保障军工生产和军民基本需求；其次是要让根据地的经济活起来，让老百姓手里的山货土产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进一步巩固民心；更深一层，则是要逐步建立一套独立于日伪和国统区之外的、由自己掌控的经济循环体系，为将来更大规模的斗争打下基础。
“困难肯定有，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王雷开口，声音沉稳，“运输问题，光靠躲不行。老周，你想办法，摸清几条主要商路上日伪关卡的活动规律，哪些查得严，哪些可以疏通。必要时，可以动用咱们在敌占区的地下关系，或者，找那些有门路、常年跑这条线的‘老行商’合作，给他们分润，借他们的渠道和面子。我们的人，要重点保护那些价值高、体积小的关键物资，比如药品和特殊金属。”
“至于结算和物资兑换，”王雷顿了顿，“对方喜欢用钱，那就先用钱。但我们拿到的钱，不能躺在仓库里发霉，也不能全部用来买消费品。这样，老周，你选拔几个绝对可靠、头脑灵活的同志，给他们一部分资金，让他们以私人商贩的身份，潜入太原、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目标明确：专收废旧五金、报废的机器零件、书店里能找到的所有理工类书籍和图纸、还有各类工业原料的信息。哪怕暂时运不回来，先把信息摸清楚，把渠道建立起来。另外，我们可以尝试推出一种‘兑货凭证’。”
“兑货凭证？”周明华和赵刚都看向王雷。
“对。”王雷解释道，“简单说，就是一张盖有我们特殊印信的纸片，上面注明可以在我们指定的地点、凭此凭证兑换一定数量的紧俏物资，比如食盐、火柴、药品，甚至是我们兵工厂出产的优质铁质农具。这种凭证不记名，可以在商人之间私下转让、流通。它的价值，完全基于对我们根据地信誉和物资供应能力的信任。这样一来，那些拿到了大洋又暂时买不到所需物资的商人，可能会愿意接受这种凭证，因为他们知道凭这个能从我们这里换到硬通货。而我们，则相当于用一种信用，提前锁定了部分急需物资的购买力，也促进了根据地内部信用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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