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九章 囚室穷究袁氏秘
中山郡的囚室又添了两张案几，满宠一身皂衣，案上堆着厚厚的竹简，笔砚旁摆着两柄短刀——不是为了威胁，是用来切割袁绍供述中提到的地契、书信残片。陈琳站在他身侧，昔日为袁绍的秘书头子，此刻握着一卷袁氏宗谱，指尖划过“汝南袁氏”四字时，微微发颤。
董卓临走前丢下话：“挖透袁氏的根，看看这四世三公是怎么蛀空大汉的。”满宠主审，陈琳辅证，一个追实证，一个晓内情，倒成了最锋利的组合。
袁绍蜷缩在草堆上，听完满宠的问话，突然笑了。不用直面让他破了胆的董卓，面对满宠他努力维持着最后的尊严，笑声嘶哑如破锣：“党锢之祸？满伯宁想审我袁家，倒先问问你们满氏，当年没借着我袁家的势？”
满宠面无表情，提笔在竹简上记下“拒答，反诘”，又推过一卷残帛：“这是光和二年，袁隗给河南尹袁逢的信，说‘宦官擅权，当借太学清议，激其怒，使天下知党人冤’。袁公不妨说说，这‘激其怒’是何意？”
陈琳的喉结动了动，他曾在袁绍帐中见过类似的信札，只是那时只当是世家与宦官的寻常争斗。
袁绍的目光落在残帛上，那熟悉的隶书笔触，让他想起叔父袁隗伏案疾书的模样。他沉默片刻，忽然啐了一口：“宦官？一群刑余之人，凭什么掌典禁军、干预朝政？我袁家自安帝时起，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岂能容他们骑在头上？”
“所以袁太傅便故意纵容太学生骂街？”满宠追问，“熹平元年，太学诸生喊‘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背后是不是有袁氏在资助笔墨？”
袁绍仰头靠在墙壁上，声音带着几分得意：“资助又如何？李膺、陈蕃是我袁家姻亲，他们被宦官构陷，我袁家岂能坐视？太学清议越凶，宦官就越急，越急就越会滥杀——他们杀得越多，天下世家就越恨他们，就越得抱团靠向我袁家。”
陈琳猛地抬头：“袁公是说……你们故意激化矛盾？”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太学，也曾跟着喊过类似的口号，那时只觉热血，此刻才惊觉背后竟有如此算计。
“激化？”袁绍冷笑，“是顺势而为！宦官要夺权，世家要保权，本就是死敌。我袁家不过是让这火燃得更旺些。”他掰着手指细数，“延熹九年，第一次党锢，我父袁成暗中给党人送钱，让他们逃到汝南；建宁二年，第二次党锢，我叔父袁隗故意让尚书台漏发赦免令，让三百党人死于狱中——”
“为何？”满宠追问，笔锋悬在竹简上。
“死的人越多，活下来的党人就越念袁家的恩！”袁绍的声音陡然拔高，“那些逃到汝南的党人，把田产托付给袁家保管，把子弟送到袁家求学——这不就是我袁家的势力？宦官杀得越狠，我们的根基就越牢！等到黄巾起时，灵帝不得不解党锢，出来主持大局的，还不是我们这些世家？”
陈琳拿着宗谱的手在抖。他终于明白，所谓“党锢之冤”，在袁氏眼中不过是壮大自身的筹码。那些被屠戮的党人，那些激昂的清议，终究成了袁家登顶的垫脚石。
满宠在竹简上写下：“袁氏借党锢之祸，以‘救党人’为名，行‘聚势力’之实，联结天下世家，孤立宦官，为日后掌政铺垫。”
审完党锢，满宠推过另一叠卷宗，是从冀州、汝南抄来的地契账册。最上面一张，是汝南袁氏在光和五年兼并的三百顷良田，原主是个小吏，地契旁注着“抵罪”二字。
“说说这个吧。”满宠指着地契，“这位小吏不过是贪了三十匹绢，按律该流放，为何会把良田‘抵罪’给袁家？”
袁绍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半晌才道：“他是宦官的远亲。”
“所以袁氏就借着‘惩贪’的名义，夺了他的田？”满宠追问，“就像嘉靖朝南方士族，借着‘清丈土地’‘追缴欠税’，吞并小户田产？”
这话戳中了要害。袁绍猛地抬头，满宠竟把他袁家的手段挖得彻底，士族通过“投献”（小户将田产挂靠世家避税）、“诡寄”（将田产记在佃户名下）、“强典”（借天灾人祸低价买田）等手段，疯狂扩张，袁氏在汝南、扬州、冀州的做法莫过于此。
“汝南是我袁家根基，”袁绍的声音低了下去，“那里的小户，十户有九户把田‘投献’到袁家名下。为什么？因为袁家能帮他们逃税，能帮他们挡官府的徭役。投献的田，我们收三成租，比官府的苛捐杂税轻多了——他们愿意，我们何乐而不为？”
“愿意？”满宠拿出一份卷宗，“这是汝南郡丞的密报，说‘袁氏家奴强占民田，杀佃户三人，地方不敢究’。这也是‘愿意’？”
袁绍的脸涨得通红：“个别家奴胡作非为，与我袁家何干？”
“怎么无关？”陈琳突然开口，他曾去汝南催过粮草，亲眼见过袁家坞堡连绵数十里，佃户像牲口一样在田里劳作，“我在汝南见过，袁氏的坞堡有私兵，有粮仓，甚至有自己的刑堂。地方官要么是袁家门生，要么被买通，谁敢管？那些小户不投献，要么被苛税逼死，要么被家奴赶走，他们有的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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