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夏天，赣南山里的雨下得没个章法，连阴了半个月，田埂上的红花草泡得发烂，空气里飘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我那年十九，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跟着父亲去莲花县帮人砌砖混楼房——那时候山里刚开始流行这种两层小楼，父亲是石匠出身，手艺在周边几个村子很有名气。
雇主姓周，叫周建国，是村里最先出去广东打工挣了钱的，说话带着点粤语腔调，出手也大方。他家在清塘村最里头，背靠狮子崖，门前有条小溪，按理说风水不错，可我刚到那院子就觉得不对劲。院角堆着些没用的旧农具，蒙着厚厚的灰，却偏偏摆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天天在打理；屋檐下挂着一串晒干的蛇皮，黑花花的缠在竹竿上，风一吹哗啦响，透着股说不出的阴冷。
周建国的母亲姓唐，村里人都叫她唐阿婆，七十多岁的人了，背不驼眼不花，就是脸色白得吓人，嘴唇却红得不正常，像是抹了鸡血。她很少说话，每天就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手里捻着一串五色线编的绳结，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干活，不管是正午日头最毒的时候，还是傍晚天擦黑，那眼神都没挪过地方。
头几天倒也太平，我们白天砌墙，晚上就睡在周家闲置的偏房里。偏房里摆着两张木板床，墙角堆着些稻谷，夜里能听到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窗外小溪的流水声，倒也睡得安稳。变故发生在第五天，那天下午下了场暴雨，我们没法干活，就坐在堂屋避雨。唐阿婆突然起身，端来一盘炒黄豆，说是自己家种的，让我们尝尝。
那黄豆炒得金黄，闻着喷香，我抓了一把塞进嘴里，刚嚼了两下就觉得不对劲——按理说炒黄豆该有股豆腥味，可这豆子一点腥味都没有，反而带着点甜丝丝的怪味。父亲皱了皱眉，只吃了一颗就放下了，说自己胃不好，怕胀气。周建国在旁边打圆场，说他娘的手艺就这样，黄豆炒之前用糖水浸过，特意去了腥味。我那时候年轻嘴馋，没多想，一口气吃了小半碗。
当天晚上没什么感觉，可到了后半夜，我突然被一阵剧烈的腹痛疼醒。那疼不是普通的胃疼，像是有无数条小虫子在肚子里钻，又像是有人拿着刀子在绞，冷汗一下子就把内衣湿透了。我想喊父亲，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父亲睡得浅，听见动静爬起来，拿煤油灯一照，吓得脸都白了——我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隔着薄薄的褂子，能看到皮肤底下有东西在慢慢蠕动，一道一道的，像是有蚯蚓在皮下爬。
“不好，怕是中邪了！”父亲哆哆嗦嗦地摸我的额头，滚烫滚烫的，可我却觉得浑身发冷，牙齿不停地打颤。周建国被吵醒后也慌了神，说要去村里找赤脚医生。可唐阿婆却慢悠悠地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黑乎乎的水，说：“不用找医生，喝了这个就好了。”
那水闻着有股菖蒲和大蒜混合的怪味，父亲犹豫着不敢接。唐阿婆冷笑一声，说：“要么喝了，要么等着肚子胀破，你们自己选。”我那时候疼得实在受不了，抢过碗一饮而尽。那水又苦又辣，顺着喉咙往下咽，肚子里的虫子像是被烫到了一样，蠕动得更厉害了，疼得我在地上打滚，可没过多久，腹痛竟然真的减轻了，身上也开始出汗，烧慢慢退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拉着我要走，说这活不干了。周建国拦着我们，塞了双倍的工钱，说他娘就是心善，那碗水是祖传的土方子，治肚子疼特别灵。父亲没接钱，只说家里有事，必须得走。可我们刚走到村口，唐阿婆就追了上来，手里拿着个小小的布包，塞给我说：“后生仔，体质弱，带着这个，路上平安。”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个用五色线编的小香囊，里面装着些灰白色的粉末，还有一根没有针眼的银针。
回去的路上，父亲才跟我说了实话。他年轻时跑江湖砌房子，听老一辈的人说过，赣南山里有下蛊的说法，其中最毒的就是金蚕蛊，养蛊的人多是孤寡老人，用自己的气血喂养蛊虫，下蛊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放在食物里，有的甚至只需要吹口气、看一眼。昨天那盘黄豆不对劲，还有唐阿婆屋檐下的蛇皮、手里的五色线，都是养蛊人的征兆。他说我吃了那碗水，暂时没事，但怕是蛊毒没清干净，得找懂行的人看看。
我们没直接回家，绕路去了邻县的一个老村子，找一个叫李老根的老人。李老根年轻时在湘西当过兵，据说懂解蛊的法子。他看了看我的肚子，又让我嚼了颗生黄豆——果然，还是没有腥味。他把我带来的香囊打开，用银针挑了点粉末，放在火上烤了烤，银针竟然慢慢变黑了。
“是蚂蟥蛊，”李老根叹了口气，“还好不算严重，下蛊的人没下死手，只是想留个念想。这蛊虫靠人的气血活着，慢慢吸食五脏，轻则消瘦乏力，重则三四年就没命了。”他告诉我们，蚂蟥蛊最喜欢阴凉潮湿的地方，清塘村背靠山崖，常年不见太阳，刚好适合养蛊。唐阿婆给的香囊里，装的是蛊虫的虫卵，那根无眼银针，是养蛊人用来占卜的，顺则害客人，逆则害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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