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部官员敲了敲桌面：“印度支那的治安形势，近来有些令人困扰的小麻烦。如果，我是说如果，贵方能够……通过某些渠道，对那里某些不安分的势力，施加一些‘温和的’影响，使其认清与法兰西共和国合作的益处，那将对我们的整体关系大有裨益。”
特使心领神会，这指的是“南风”在东南亚的行动。“维护地区稳定与商业繁荣，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对话与发展解决问题。当然，必要的沟通与理解，有助于消除误会。”
一笔涉及技术、军火、殖民利益的复杂交易，在雪茄的明灭与外交辞令的遮掩下，逐步敲定框架。对法国而言，这是将远东潜在威胁转化为商业伙伴与战略缓冲的尝试；对李幼邻而言，这是获取尖端技术、建立特殊军贸渠道、并间接影响东南亚局势的关键一步。
面对伦敦政府的僵硬，李幼邻的策略是“避实击虚，分进合击”。
在华盛顿，“帝国进步基金会”的美国分支在陈光甫的运作下，进入了更为实质性的阶段。精心准备的报告与游说，开始在一些关键人物心中产生回响。
一份题为《倭寇扩张的终极目标与对美国太平洋利益的威胁评估》的绝密报告，被悄然送至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以及国务院远东司部分官员的案头。报告引用详实数据，分析倭寇“南进”与“北进”战略的内在矛盾与对美属菲律宾、关岛、夏威夷乃至西海岸贸易航线的潜在威胁。报告最后指出，一个强大对美友好的势力，是遏制倭寇野心、维护太平洋地区力量平衡最经济有效的“大陆之锚”，而目前华夏内部最具实力、现代化意愿最强、且对日立场最强硬的，正是以两广和东北为基础的“革新派”力量。
与此同时，关于英军在缅甸、马来亚镇压当地反抗时“涉嫌过度使用武力”、“侵犯当地居民权益”的详细调查报告（附有经过处理的照片和“受害者”证词），通过匿名渠道，被分别递送给印度国大党在美国的代表、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国际部门，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调查记者。这些材料迅速发酵，引发了美国国内部分人权组织、宗教团体和劳工组织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批评，并间接影响到部分国会议员对英国的整体观感，削弱了伦敦在对华问题上试图拉拢美国共同施压的潜在基础。
“华夏复兴债券”的设计进入最后阶段。由摩根士丹利、美林证券的顶级结构师操刀，这支债券被设计为一种十年期、年息5%、以两广及东北部分可验证的税收（如矿产出口税、特定商品专卖税）和优质实业项目未来收益为担保的“高收益发展债”。募资说明书重点描绘了两广、东北的工业发展潜力、资源禀赋以及“革新派”相对高效、廉洁的治理形象（与南京的腐败形成对比），目标客户锁定为美国寻求更高回报的中产阶级投资者、部分大学捐赠基金以及对新兴市场感兴趣的金融机构。一旦成功发行，不仅能为李幼邻的工业化计划注入巨额美金，更将在美国资本市场打下深刻的利益烙印。
在伦敦，李绍汉指挥的香港团队，则利用英国深陷经济危机、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工程师失业的窘境，以“华南-香港联合技术采购公司”的名义，大肆活动。他们以“合理”价格，收购了一批濒临破产的英国中小型精密仪器厂、特种化工厂、内燃机设计公司的专利和技术图纸。同时，通过猎头公司，以高出英国本土一至两倍的薪资和“参与东方伟大工业化进程”的前景，成功招募了数十名经验丰富的机械、冶金、化工、无线电工程师，以及少数不得志的退役海军、陆军技术军官。这些人和技术资料，被分批以“技术移民”或“商业设备”的名义，经香港转运至柳州、湘潭、奉天。这是对英国工业养分的一次隐秘而高效的“抽吸”。
当李幼邻的无形之手在全球悄然布子时，东京与南京的感受截然不同，却同样焦灼。
东京大本营的情报部门，陆续接到关于华夏“革新派”在欧美异常活跃、与法美等国接触密切、大肆采购技术与招募人才、以及在东南亚“似乎有所动作”的报告。这些报告拼凑出的图景，让军部和外务省的高官们感到阵阵寒意。华夏的对手，似乎并没有满足于淞沪的战术胜利，而是在以惊人的速度和广度，弥补其最大的短板——工业与科技基础，并试图在国际上彻底孤立日本。这比战场上多损失几个师团更令他们不安。“必须加快满洲的消化，必须尽快寻找机会，打断支那的崛起进程！”这样的念头，在激进派军官心中越发强烈。
南京憩庐，蒋总司令看着戴笠呈上的、关于两广及东北方面“内外勾结”、“擅开外交”、“靡费国帑（指发行债券）”、“私募军队（指技术人才招募）”的密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李、白、李（幼邻）等人的手伸得太长了！他们不仅要在军事上自立，还要在经济、外交、甚至“道统”上，另起炉灶，这完全超出了地方实力派的范畴，是赤裸裸的割据与挑战！更让他愤怒又无力的是，对方凭借淞沪的胜利光环和看似“励精图治”的作态，竟然在国内外赢得了不少同情与支持，连美国人都似乎对他们另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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