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州的清晨是从河面的雾气开始的。
天还没亮透,我就被窗外老街的动静吵醒了。不是汽车喇叭,不是施工噪音,是那种细碎的、生活本身的声音——扁担划过青石板的摩擦声,早点摊蒸笼开盖的噗噗声,还有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
我披上外套,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窗。乳白色的江雾正从河面漫上来,像一层薄纱,把整条老街都罩在里面。街对面的杂货铺还没开门,但楼下的早餐摊已经亮起了昏黄的灯,蒸笼冒出的白气和晨雾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雾哪是烟。
大刘起得比我还早,已经在楼下支好了三脚架。他的相机镜头对着雾中的老街,时不时按一下快门。
“这么早?”我走下楼,晨风带着凉意,让人精神一振。
“这光线难得。”大刘头也不回,眼睛还盯着取景器,“再过半小时,雾散了就没这个味道了。”
小悠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客栈门口的长凳上,一边打哈欠一边敲键盘。看见我下来,她把屏幕转给我看:“小白哥,工作室那边催了,说有个合同急等着我们确认。”
我扫了一眼,是之前一个合作方发来的修改意见,满屏的红色批注,要求三天内回复。那些条条框框在平州的晨雾里显得特别不真实。
“先放着吧。”我把电脑还给她,“吃完饭再说。”
这时赵科长准时出现在街口,还是那件半旧的外套,袖口有些磨损。他笑呵呵地走过来,露出发黄的牙齿:“都起了?走,带你们去吃最地道的豆花饭。”
他领着我们穿过渐渐热闹起来的老街,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两边的墙长着青苔,墙根处堆着些竹篾。巷子尽头有家连招牌都没有的小店,门口摆着四张矮方桌,已经坐满了人。
“老板,五碗豆花饭,辣子多放点!”赵科长熟门熟路地招呼着,自己从消毒柜里拿出碗筷分给我们。
店里只有老板夫妻俩在忙活。老板娘在灶台前点豆花,老板负责调味。热腾腾的豆花端上来,嫩得晃悠悠的,冒着热气。
赵科长教我们把豆花舀进米饭里,加上特制的辣椒酱、榨菜末和葱花,最后淋上一勺滚烫的菜油。“刺啦”一声,香味立刻就窜上来了。
“拌匀了吃,”赵科长示范着,“在我们平州,这就叫一个舒坦。”
我学着他的样子拌了拌,挖了一勺送进嘴里。豆花的嫩滑、辣椒的香、榨菜的脆在嘴里炸开,简单,却扎实。和城里那些精致的早茶完全不同。
“这才是过日子。”赵科长满足地扒了一大口,米粒粘在嘴角,“不像你们城里人,吃个饭还要看环境、讲情调。累不累?”
我笑了笑,没接话。想起在成都,确实经常为了谈事情去那些装修得漂漂亮亮的餐厅。有时候一顿饭吃完,都不记得吃了什么,只记得谈了什么。
正吃着,手机响了。我看了眼来电显示,是顾一帆。犹豫了一下,还是起身走到巷子口。
“顾总。”
“林组长,在平州怎么样?”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还在拍摄,收集素材。”
“赵科长给我发了几段你们拍的东西,”他顿了顿,“那个编草编的老人,还有侗族大歌,很有意思。”
我等着他的“但是”。
“但是,”果然来了,“这些内容太原始了。我们的用户是都市年轻人,他们可能欣赏不了这种质朴。你们要考虑怎么把这些内容转译成他们能理解的语言。”
我看着巷子里飘荡的晨雾,组织着语言:“我们想呈现的正是这种差异性。都市生活太同质化了,也许大家需要看看不一样的东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差异性很好,但要控制在用户能接受的范围内。记住,我们是做商业项目,不是搞艺术创作。”
挂了电话,我在巷子口站了一会儿。雾正在慢慢散开,老街的轮廓渐渐清晰。顾一帆的话像一根刺,扎在刚才那碗豆花饭带来的满足感上。
回到小店里,赵科长关切地问:“有事?”
“工作上的事。”我重新拿起勺子,豆花饭已经有些凉了。
“你们这些城里人啊,”赵科长摇摇头,“走到哪儿都放不下工作。在平州,就该好好享受平州的慢。”
我苦笑着点点头。道理都懂,可现实不允许。
饭后,我们跟着赵科长去参观当地的竹编合作社。合作社在镇子边上,是个不大的院子,十几个手艺人正在忙碌。空气中弥漫着竹子的清香,地上堆着削好的竹篾。
一位老师傅正在编一个巨大的簸箕,手指在竹篾间灵活地穿梭。他的手指粗糙,指节粗大,但动作异常精准。
“这个要编多久?”小悠好奇地问。
“看天。”老师傅头也不抬,“竹篾太干了容易断,太湿了要变形。顺手的时候三天,不顺手得五六天。”
大刘的镜头对准了老师傅的手。那些粗糙、布满老茧的手指,在青色的竹篾间移动,像在弹奏某种无声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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