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砚川坐的是春秋航空的廉价航班，从上海虹桥飞香港赤鱲角。座位窄得像沙丁鱼罐头，比他之前搭的咸鱼船舱板还挤，他全程把装刻刀的工具包抱在怀里——这包里是邵家三代人的饭碗，舍不得托运，磕坏半分都得心疼死。机上餐食三十块钱一份，他没买，自己揣了半块前一天在杭州弄堂口买的排骨年糕，干得硬，嚼得腮帮子发酸，邻座是个香港老太太，看他嚼得费劲，塞了颗橘子糖过来。糖纸是橘色的，和他钱包里夹了半年的三张糖纸刚好对上，拼起来是个完整的橘子，糖渍的味道和上海卷76章徐天掉的那张一模一样，连干了的橘子汁印子都重合。
他心里明镜似的，来香港就三件事：头一件是太爷爷的遗愿，前四枚文宣王庙副印都捐了上海博物馆，这第五枚藏在太平山旧督府钟楼里，是“五印归位”的最后一环，不能让徐天那龟孙糟蹋；第二件是拿回被徐天偷走的邵家刻刀图谱，那是邵家三代人手刻的心得，比命还重；第三件最要紧，鸭舌帽老人（刀疤）前儿发了短信，说徐天把钟楼的齿轮动了手脚，铜徽上刻的“钟停于酉”不是虚言，再过三天摆锤落下，不仅会砸碎第五印，还会触发藏在钟楼里的青金石毒粉装置——那毒粉是他之前在塔什干见过的配方，徐天偷了半块母料，磨成粉混在钟楼的灰尘里，一敲钟就飘得满山都是，半个香港的人都得遭殃。
下飞机过海关，工作人员指着他的刻刀问是什么，他解释是刻印的匠人工具，翻来覆去检查了三遍才放行。他摸了摸刻刀的刃口，没磕坏，松了口气，心里骂“这刻刀值一千八，磕坏一点我得跟他们拼命”。舍不得坐一百一十块的机场快线，他转乘S1巴士到东涌再换地铁，省了二十二块港币，够买十一个排骨年糕。路上瞥见大屿山的天坛大佛，金漆掉了一小块，他嘴硬：“这金漆值八十，补一下能用好几年，浪费了。”
爬半山自动扶梯的时候，他喘得厉害，千层底磨破了个小洞，脚趾头沾了点石板缝里的青金石碎末——蓝得发亮，和塔什干的母矿一个色。扶梯旁的铜牌写着“荷李活道，香港开埠首条街道，1841年建成，因早年遍植冬青树（Hollywood），洋人音译得名，今为古董集散地”。他扫了一眼，吐槽：“洋人起名就是随便，冬青树叫好莱坞，跟美国拍电影的那个重名，净瞎扯，这铜牌值二十，拆了卖废铜够买十个年糕。”
路过一家黑底金字的铺子，招牌上“恒古堂香港分部”七个字是烫金的，门口站着个穿深灰西装的男人，背对着他抽雪茄。那背影瘦得像根晾衣杆，比上海卷里被警察押走的徐天瘦了一圈，西装肩宽窄了半寸，像偷来的。雪茄的甜香混着橘子糖的味道飘过来，邵砚川脚步顿了顿，徐天似有所觉，转过脸来，眉骨上的刀疤还在，眼神却比上海时沉了，没了那股子狗急跳墙的狠劲，倒像个等着收网的渔夫。徐天愣了一秒，把雪茄掐在门口的电子烟灰缸里，转身进店，电子感应铃“叮咚”一声，清凌凌的，和上海弄堂里苏野的银镯子碰在招牌上的声音一模一样。
邵砚川没动，摸出怀里那半块香港天文台铜章，指尖蹭过边缘的锯齿状破口，刀痕的角度和之前四枚文宣王庙副印的契码完全重合，都是太爷爷传下来的邵家刀法，歪一丝都不行。他又摸了摸口袋里那张香港天文台的参观券，日期是后天上午十点，刚好对应铜徽上刻的“酉时”。风从半山吹下来，带着海水的咸味，混着恒古堂门缝里漏出来的蓝光——和上海汇丰银行保险库里鲁班印的青光一模一样。
他抬头看太平山顶的云雾，钟楼的影子在云里若隐若现，远处传来报时钟的“当——”一声，频率和上海老钟声分毫不差。他摸了摸怀里的星髓刻刀，刀柄上的“苏”字硌着掌心，心里算着账：机票花了六百，比坐船贵五百五，但省了三天时间，保住了第五印，够买两千七百五十个排骨年糕，不亏。路过711的时候，瞥见关东煮三块钱一串，比杭州贵一块，他骂了句“香港的东西就是贵”，脚步却没停。青石板路往前延伸，尽头是等着他的钟楼，还有徐天布了半年的局——这钟停了快一百年，总得有人去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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