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的地点，定在了观前街的一家茶馆。
是赵秉文选的地方。他说他对苏州不熟，只记得观前街上有一家老茶馆，四十年前他去过一次，印象很深。顾安安听到这个描述，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我知道是哪家。”
那家茶馆叫“听松阁”，藏在观前街侧面的一条小巷子里，门面不大，稍不注意就会错过。但走进去之后，别有洞天——一个清幽的庭院，几丛修竹，一方石桌，几张藤椅，闹中取静，自成一统。据说这家茶馆建于清末，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是老苏州人才知道的地方。
星遥陪着母亲一起去。沈砚本想跟着，但星遥让他留在家里等消息——不是不信任他，而是她觉得，这是母亲和赵秉文之间的旧账，外人不宜在场太多。沈砚理解她的意思，没有坚持，只说了一句：“有事给我打电话。”
那天下午，母女俩提前十分钟到达了听松阁。茶馆的老板显然已经得到了交代，见到她们进来，直接将她们引到了后院最里面的一间雅室。雅室不大，但布置得极为雅致——墙上挂着一幅山水条屏，案上摆着一盆菖蒲，窗外是那片清幽的庭院，竹影在纸窗上摇曳，如同一幅动态的水墨画。
她们刚落座，茶还没来得及斟，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
门被推开，一个老人走了进来。
星遥本以为会看到一个西装革履、气势逼人的商业巨擘——毕竟云锦集团在业内名声不小，赵秉文作为创始人，在媒体报道中向来以强势和果断着称。但眼前的这个老人，和她想象中的形象截然不同。
他大约七十岁出头，身材瘦削，背微微有些驼，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老北京布鞋。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剪得很短，整整齐齐地贴在头皮上。他的面容清癯，颧骨略高，眼窝微微凹陷，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带着一种历经沧桑之后沉淀下来的通透和沉静。
他站在门口，目光越过星遥，落在顾安安身上，停住了。
两个人对视了片刻。谁都没有说话。
然后赵秉文走进雅室，在顾安安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坐下的动作很慢，像是膝盖不太好，撑着椅子的扶手，缓缓地落座。坐定之后，他双手搁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看着顾安安，开口说了一句：
“安安，好久不见。”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干涩，但那声“安安”叫得自然而不突兀，仿佛四十年的光阴只是一场短暂的别离。
顾安安看着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老了。”
“你也老了。”赵秉文说，嘴角浮起一个淡淡的苦笑，“但我们都不年轻了。”
又是一阵沉默。茶馆的伙计端着一壶碧螺春进来，斟了三杯茶，又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带上了门。茶香在雅室中弥漫开来，和窗外竹叶的清香混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宁静而悠远的氛围。
“那幅绣品，是你父亲留下的？”顾安安开门见山，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切入了正题。
赵秉文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放下，然后说：“是我骗你的。”
星遥愣了一下。她没想到赵秉文会这么直接地承认自己在撒谎。
“那幅绣品，不是我家传的。”赵秉文说，目光没有回避顾安安的注视，“它是阿秀留给我的。”
顾安安端着茶杯的手微微顿了一下。她的表情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星遥注意到，她握着茶杯的手指稍稍收紧了一些。
“阿秀后来找到了你？”顾安安问。
“找到了。”赵秉文说，“她从苏州离开后，去了广州。在那里待了两年，然后又去了深圳。八十年代初，深圳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她是最早一批过去的人。她在深圳待了下来，进了一家纺织厂做工，后来自己开了个小作坊，慢慢做起来了。”
他顿了顿，又说：“我也是在深圳找到她的。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了。”
“你去找她了？”
“找了很久。”赵秉文说，“她从苏州消失之后，我找了她整整五年。五年里，我跑遍了半个中国，去过她老家，去过她亲戚家，去过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我才在深圳找到了她。”
他低下头，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声音低沉了一些：“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不是当年的阿秀了。她变了很多，老了很多，也沉默了很多。我问她当年为什么要走，她不说话。我问她那幅绣品在哪里，她也不说话。我在深圳待了一个星期，她一个字都没有跟我说。”
“那后来呢？”顾安安问。
“后来我就回来了。”赵秉文说，“我回来之后，给你外婆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找到阿秀了，但她不愿意回来。那封信，不知道你外婆收到没有。”
“收到了。”顾安安说，“但那封信到她手里的时候，她已经病得很重了。她看完信，没有说什么，只是把信收了起来。她走的时候，那封信还在她的枕头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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