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县城通往汉口的官道，早就被炮火犁得坑洼不平。
秋雨刚停，路面上的泥浆黏得能把人的草鞋扯下来。一辆破旧的独轮板车在泥泞中艰难地向前推行，木制车轴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
推车的是小杨，他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粗布短打，头上扣着一顶破毡帽，脖子上搭着一条脏兮兮的汗巾。车板上，堆着三卷黄陂本地织的粗土布、两袋沉甸甸的糙米，最上面用麻绳固定着一个半旧的竹筐，筐里散发着浓郁的草药味。
老钱穿着一身灰黑色的长衫，腿上的贯穿伤还没好透，只能半坐在车辕上。另外两个老兵挑着空扁担，跟在车后头，一副长途跋涉的苦力打扮。
沈烈走在板车最前面。他换上了一件青色的棉袍，袖口和领口特意磨出了几道毛边，鼻梁上架着一副从当铺淘来的铜丝平光眼镜，手里盘着两枚包浆浑厚的核桃，活脱脱一个走村串巷的落魄郎中兼药材客商。
马德彪的副官死在军法处，线索断了。但吴铁山和李文渊顺藤摸瓜，截获了保安团内部的一条绝密通讯：马德彪在副官被捕的当天下午，就派出了一个心腹信使，走小路直奔汉阳郊区，去给“周组长”报信。
沈烈的任务，就是把这个信使连人带信，活着截回来。
三天往返。目标地：汉阳城外十里，槐树坳。
“停一下。”沈烈抬起手。
前方的岔路口，横着两根粗大的圆木。十几个穿着黄皮军装的伪军端着汉阳造，设了一个临时关卡。
这是他们出城后遇到的第一道坎。
小杨停下独轮车，放下车把，借着擦汗的动作，隐蔽地摸了摸藏在腰后麻袋缝隙里的短刀。
一个满脸横肉的伪军班长斜挎着枪，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皮靴在水坑里踩得啪啪直响。
“干什么的？良民证拿出来！”伪军班长用枪托敲了敲车板。
沈烈立刻换上了一副讨好的笑脸，从袖口里摸出几张盖着伪政权大印的通行证，双手递了过去。他开口，是一口地地道道的黄陂乡下口音，土得掉渣。
“老总辛苦。俺们是黄陂乡下的药商，去汉阳地界收点秋药，顺道拿几匹自家织的土布换点盘缠。”
伪军班长翻了翻良民证，随手扔给旁边的士兵，目光落在车上的糙米袋子上。
“换盘缠？这年头粮食可是紧俏货。”伪军班长伸手去解麻袋的绳口。
沈烈上前一步，不动声色地挡在麻袋前，粗糙的手掌握住伪军班长的手腕。
伪军班长眼睛一瞪，刚要发作。
沈烈的手指灵活地一翻，两块沉甸甸的银洋准确无误地滑进了伪军班长的袖口里。银洋相互碰撞，发出一声极其沉闷的脆响。
“兵荒马乱的，老总们设卡护路，劳苦功高。这点茶水钱，您拿去给弟兄们买包烟抽。”沈烈的脊背微微佝偻着，姿态放得极低。
伪军班长捏了捏袖口里的银元，脸上的横肉立刻舒展开来。
“算你小子懂事。过去吧！别在路上瞎晃悠，前面皇军的盘查可严着呢。”伪军班长挥了挥手。
小杨重新推起板车，五个人低着头，顺利穿过了第一道伪军关卡。
这一路上，危机四伏。不到四十里的路程，他们遭遇了两次伪军设卡，三次日军特设班的临时盘查。
伪军认钱，但日军认的是死理。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距离汉阳城还有十五里的十字坡。
这里驻扎着一个分队的日军，带队的是一个戴着白手套的特高课曹长。
“止まれ！”（站住！）
几把明晃晃的刺刀直接抵在了小杨的胸前。
曹长走上前，目光像毒蛇一样在五个人脸上扫过，最后停留在沈烈身上。
“商队？路条。”曹长伸出手，他懂中文，但发音生硬。
沈烈递上路条，心跳没有半点加速。
曹长看完路条，转头看向板车上的货物。他没有去管那些土布和糙米，直接走到那个散发着药味的竹筐前，一把扯开了盖在上面的防雨油布。
筐里分门别类地码放着几种草药。
曹长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在药材里翻翻捡捡，突然，他捏起一撮灰绿色的枯草，送到鼻子底下闻了闻。
“麻黄？”曹长转过头，眼神变得极度危险。
老钱坐在车辕上，后背瞬间出了一层冷汗。在日占区，麻黄是严格管控的物资，因为它可以用来提取麻黄碱，制造兴奋剂甚至炸药。大批量的麻黄，绝对会引起特高课的怀疑。
周围的几个日军士兵立刻拉动了枪栓。
小杨的手已经按在了短刀的刀柄上。
沈烈没有退缩，反而上前一步，指着那撮草药，脸上的表情是一个郎中被人质疑专业的焦急。
“太君好眼力，这确实是草麻黄。不过您看清楚，这不是生麻黄，这是蜜炙过的。”沈烈拿起竹筐里的另外两包药材，“您看，这是新会的陈皮，这是陇西的甘草。”
曹长盯着他，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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