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县城西,独立侦察连的后方休整营地里,传出一阵“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连里的老木匠刘老头正蹲在屋檐底下,嘴里叼着个旱烟袋,手里拿着把粗锉刀,对着一截粗壮的榆木疙瘩来回打磨。这块榆木是他专门去城外寻的,木质硬得像铁,在水里泡透了又拿火烤干,绝不变形。
老钱光着膀子坐在旁边的行军床上,左腿那截只剩下大腿根的断肢上,缠着的旧纱布已经拆了。伤口彻底结了厚厚的血痂,长出了一层粉红色的新肉。
“刘老头,你这手艺到底行不行?”老钱不耐烦地搓了搓大腿,粗着嗓门催促,“这木棍子套上去,老子还能走道吗?别走两步就散了架!”
“催什么催!赶着投胎啊!”刘老头头也不抬,把最后一点木刺锉平,吹了吹上面的木屑,“这是给你做腿,又不是削烧火棍!铁匠铺打的生铁箍,加上军需处顺来的熟牛皮带子。这木头轴子我给你做了个活扣,膝盖这地方能打弯。虽然跑不快,但总比你这两个月天天拄着那两根破拐杖强!”
刘老头站起身,把那条做工粗糙但异常结实的木腿递了过去。
“套上,试试。”
老钱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重重一磕,别在后腰。他双手接过木腿,深吸了一口带着寒意的秋风。
他把断肢小心翼翼地塞进木腿上方的牛皮套筒里,然后拉过那几根宽大的熟牛皮带子,绕过腰胯,死死地扣紧铁扣。
“娘的,还挺沉。”老钱嘟囔了一句。
他双手撑着床沿,猛地一咬牙,站了起来。
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压在那条左腿上。断端刚长出来的新肉和粗糙的熟牛皮一摩擦,疼得老钱倒吸了一口凉气,额头上瞬间冒出一层白毛汗。他的身体剧烈地晃了两下,险些一头栽倒。
旁边的刘老头赶紧伸出手想扶,却被老钱一把挡开。
“别碰我!老子还没废到要人扶的地步!”
老钱咬着后槽牙,腮帮子上的肌肉鼓得老高,试探着往前迈出了一步。
“笃。”
木腿重重地砸在夯实的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接着是右脚。
“踏。”
“笃,踏。笃,踏。”
老钱在狭小的屋子里来回走了两圈。虽然一瘸一拐,走得像只鸭子一样难看,但他的背脊却一点点挺直了。那张满是皱纹和风霜的黑脸上,渐渐浮现出一种狂喜和释然。
“能走……老子能走!”老钱用力拍了拍那条绑着铁箍的榆木腿,“这玩意儿好!冬天不嫌冷,挨一枪也不嫌疼!”
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沈烈掀开门帘走了进来,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蓝皮账册。
他看着在屋里来回走动的老钱,停下脚步,眼神里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宽慰。
“走得挺稳当。”沈烈开口道。
“副连长!”老钱赶紧站定,下意识地想立正敬礼,结果木腿一个打滑,赶紧扶住旁边的桌子才站稳,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沈烈走上前,把夹在腋下的那本蓝皮账册“啪”地一声拍在老钱的行军床上。
“伤好了,腿也安上了。”沈烈看着老钱那双通红的眼睛,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从今天起,你就是独立侦察连的后勤副官。”
老钱愣住了。
在国军的杂牌部队里,伤残老兵的下场一般只有两个:要么领几块大洋的遣散费打发回老家自生自灭,要么被扔在城角的伤兵营里等死。他本以为自己安上木腿,顶多也就是在营地里帮着生火做饭,看个大门。
“副连长,我……我大字都不识一箩筐,当什么副官啊?”老钱看着那本账册,连连摆手,“我就留在营地里,给弟兄们熬杂粮粥,补补衣服鞋袜就行了……”
“扯淡。”沈烈打断了他,声音沉了下来。
“侦察连现在是整个黄陂县最前出的一把刀。前面打得有多狠,后面就需要多稳。两百号人的吃喝拉撒,每天消耗多少六点五毫米子弹,两门山炮需要多少炮弹,还有重伤员怎么转运。这些事,交给那些没上过战场的新兵蛋子,我不放心。”
沈烈伸出手,重重地按在老钱的肩膀上。
“后勤,就是我们的命脉。你老钱是跟着我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你最清楚前线弟兄们什么时候需要子弹,什么时候需要一口热汤。这个位子,除了你,谁也坐不住。”
老钱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
他低下头,用粗糙的手背猛地抹了一把眼睛,把眼眶里打转的湿气硬生生给憋了回去。
沈烈没有怜悯他,而是给了他一副最重的担子。对于一个残疾老兵来说,这是最大的尊重,是把他当成活生生的人,当成不可或缺的兄弟在用。
“明白!人在,辎重在!”老钱挺起胸膛,大吼了一声,震得屋顶的灰尘都落了下来。
……
三天后,城西三十里,铁路弯道前出阵地。
“空城计”过后,日军的围困虽然松动了,但小规模的摩擦依然不断。阵地上的气氛依然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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