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监狱坐落在城边区东北方向的一片荒山上。灰白色的高墙，密密的铁丝网，岗楼上的武警握着枪，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墙内墙外的一切。
刘志远从囚车上下来的时候，阳光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穿着一件橘黄色的囚服，头发已经剃成了板寸，右手腕上戴着一个塑料手环，上面印着他的编号。
他低着头，被两个狱警押着走过长长的走廊，走廊里的灯管发出惨白的光，照在地板上把影子拉得很长。
“新来的？”一个狱警头也不抬。
“嗯。”
“哪个监区？”
“三监区。”
狱警在一本册子上找了一会儿，找到他的名字，打了个勾。“三零六监舍，进去吧。”铁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了。
三零六监舍是一间大通铺，睡了十几个人。通铺上的褥子是灰色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豆腐块，枕头并排摆着。刘志远站在门口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没有人欢迎他，也没有人欺负他。他只是一个新来的犯人，在这座监狱里什么都不是。以前他是桃花岛劳改基地的副狱政科长，坐在办公室里签签字、喝喝茶，犯人们见了他都得低头叫一声“刘科长”。现在他自己也成了犯人，穿着囚服，戴着手环，蹲在别人面前等着被分到一张铺位。
“新来的，睡最里面那张。”一个犯人指了指通铺最里面的空位。刘志远走过去坐下来，床板很硬，褥子很薄，枕头有股霉味。他把被子打开铺平，躺下来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日光灯管的位置延伸到墙角，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放风时间，操场上篮球架下三三两两聚着人。刘志远一个人蹲在角落里，看着那些人在阳光下走来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座监狱里熬过十五年，十五年，五千四百七十五天，他要在这些铁栏杆、灰墙、硬板床和霉味枕头的包围下，一天一天地数过去。
“你是新来的？”
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刘志远抬起头，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他面前。四十出头，一米八几的个子，肩膀宽得像一扇门板，脖子粗得像树桩。光头，脸上的横肉把眼睛挤成两条缝。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囚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条花臂——左臂纹着一条青龙，右臂纹着一只下山虎。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布鞋，鞋帮已经脏了。
“是。刚来的。”
“犯了什么事？”
“受贿。”刘志远低下头。
“受贿？你是官儿？”
那男人蹲下来看着他。
“以前是桃花岛劳改基地的副狱政科长。”
那男人的眼睛瞪圆了。不是害怕，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狂热、愤怒兼而有之。他盯着刘志远的脸看了好一会儿，嘴角慢慢咧开了，露出被烟渍染黄的牙齿。
“操你祖宗——你叫什么？”
“刘志远。”
那男人站起来。
“弟兄们，都过来！”乌泱泱十几个人围过来，把刘志远围在中间。他蹲在地上，仰头看着那些陌生而凶悍的面孔，腿在发抖。
“这个人叫刘志远，以前是桃花岛劳改基地的副狱政科长！”那男人的声音在操场上回荡，“还记得老子吗？你他妈还认识老子吗？”他一把揪住刘志远的衣领，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刘志远的脸涨得通红，脚够不到地面。
“你——你是谁？”
“老子是谁？老子是张国栋！你他妈忘了？你当科长的时候，老子的媳妇儿在桃花岛基地服刑！你收了别的钱，把别人减刑减出去了，老子没给你送钱、没给你送女人，你就卡着老子媳妇儿的减刑报告，一卡就是大半年！害老子的媳妇儿多蹲了半年！你他妈还记得吗！”
张国栋吼到这里，眼眶已经红了。
刘志远的脸色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他想起很多年前的事，那时他在桃花岛基地当副狱政科长，每天都有犯人找他求情、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有送钱的，有送东西的，也有送女人的。他收了钱就办事，没收就不办。
这个张国栋，他记得，不是因为没送钱记得，是因为他送的东西太寒碜了——两瓶老白干、一条红塔山、一包花生米。他把东西扔回去，把他的减刑报告压在了最底下。后来他也没来找过他了。
“弟兄们，这个王八蛋缺德带冒烟！有钱的要钱，没钱的他睡人家媳妇儿！操你八辈祖宗！你也有今天！弟兄们，给我削他！”
张国栋一松手，刘志远摔在地上。十几个人围上来拳打脚踢。刘志远蜷在地上抱着头，一声不吭。
狱警吹了哨子跑过来，张国栋和其他犯人四散开去。
刘志远躺在地上嘴角流着血，眼眶乌青，脸上全是鞋印。
桃花岛上的夜很安静。九命猫妖蹲在别墅院墙上，白小妹跳到它旁边。它说边城监狱那边张国栋把刘志远打了一顿。白小妹问为什么。九命猫妖说张国栋以前在桃花岛基地服刑，刘志远卡他的减刑报告，害他多蹲了半年。现在冤家路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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