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霁梧搬进档案楼那天，下着小雨。电梯停了，他提着一个旧行李箱，走楼梯上四楼。箱角磨得发白，拉链头缺了半边，用铁丝缠着。他没带钥匙，门是锁着的，但没上锁芯——门框歪了，关不严，风一吹就轻轻晃。
他推门进去，灰尘在光里浮着。房间没窗，只有一盏顶灯，电线垂下来，灯泡是旧式的，罩着黄布。墙角堆着发黄的纸箱，标签写着“2014慈善支出—待核”。他把箱子放在地上，没打开。先去洗手间，水龙头锈了，拧半天才出一滴水，他接了半杯，喝完，又倒掉。
第二天早上，陆知遥来了。
他穿着灰外套，袖口有两道灰印，像被谁蹭过。手里提着一个纸袋，里面是糖，红色糖纸，菱形，糖块是薄荷味的。他没说话，把糖放在办公桌上——那张桌子是旧的，漆皮剥落，桌面有三道划痕，一道长，两道短，像是有人用钥匙划的。
沈霁梧在整理文件。他没抬头，也没道谢。陆知遥把审计报告放在糖旁边，纸张很薄，页脚卷了，边角有咖啡渍，颜色淡，像茶。他站了五分钟，转身走。门没关，风从走廊吹进来，带进一点雨气。
第三周，陆知遥没来。
沈霁梧在抽屉最里层，发现一封信。信封是普通的，没邮票，没地址，背面用铅笔写着“给霁梧”。字迹很稳，但笔画轻，像是写得很慢，写了很多遍。
他拆开，纸是A4打印的，不是手写。内容只有两句：
“如果你还活着，就去见见那棵我们小时候一起种的槐树——它还在，只是没人修剪。”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二十分钟。灯没开，窗外天黑得早，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三次，又灭了。他把信折好，放回原处，没告诉任何人。
那天夜里，他开车走了。
雨停了，路湿，反光。他没开导航，只靠记忆。车是旧款的，仪表盘有裂纹，右后视镜歪着，照不出全脸。他开到城郊，拐进一条没路灯的土路，轮胎陷进泥里，他没下车，踩油门，车轮打滑，溅起泥点，打在车窗上，像有人在敲。
福利院旧址在坡上，铁门锈断了，挂着半截锁链。他推门进去，草长得比人高，踩上去沙沙响。槐树还在，树干粗，树皮裂了，像老人的手背。树根旁，有两行刻字，浅，被苔藓盖了一半。
沈 & 陆。
他蹲下，从外套内袋掏出一支钢笔。笔身断了，用胶带缠了三圈，笔尖歪了，墨水早干了。他拧开笔帽，按了几次，没墨。他从口袋摸出一截铅笔头，是陆知遥上次留下的，压在糖盒底下。
他用铅笔，在树皮上，一笔一划，写：
沈霁梧，2024年9月3日。
字写得慢，手有点抖。写完，他没擦。铅笔灰沾在指节上，他没洗。
他坐在树下，没动。风从东边来，吹动草尖，发出细响。远处有狗叫，一声，两声，停了。
第二天，陆知遥来了。
他照旧提着糖，纸袋换了，是牛皮纸，边角卷了。审计报告也照旧，页脚卷得更厉害，咖啡渍多了，颜色深了些。
他把东西放在桌上，没看沈霁梧。
沈霁梧在擦桌子。他用一块旧毛巾，沾了水，擦那三道划痕。擦完，毛巾上有灰，他没扔，叠好，放回抽屉。
陆知遥站了三分钟，转身要走。
“你去了。”沈霁梧说。
声音很轻，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陆知遥没回头。
“嗯。”
“树还在。”
“嗯。”
“我写了名字。”
“我知道。”
沉默。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动桌上那封信的边角。信纸动了一下，又静了。
陆知遥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门把松了，转起来有点卡。他没用力，只是轻轻一拧，门开了。
“糖是薄荷味的。”他说。
“嗯。”
“你小时候，不喜欢。”
“嗯。”
“我记错了。”
“没记错。”
陆知遥没再说话，走了。
门没关。
沈霁梧坐回椅子，从抽屉里拿出那支断钢笔。他把它放在桌上，笔尖朝下，压在审计报告的第一页。墨水干了，笔帽里还有一点残渍，是深蓝的，像干掉的血。
他没动它。
三天后，陆知遥又来了。
这次，他没带糖，也没带报告。他穿着那件灰外套，袖口灰印多了，左肩有一小块水渍，像被雨淋过。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
“你辞职了。”他说。
“嗯。”
“股权转了。”
“嗯。”
“你住这儿。”
“嗯。”
“你不走了？”
沈霁梧没答。他低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是新的，没写名字，只贴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是铅笔写的：“给陆知遥”。
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推到边缘，快掉下去了。
陆知遥没动。
“你写信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了。”
沈霁梧抬头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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