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雨停了，但泥还在往下淌。
陆知遥蹲在临时档案室的废墟里，手指抠进泥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没洗。他没戴手套，也没穿雨靴，裤腿从膝盖往下全是泥浆，干了结成硬块，一动就咔咔响。他面前是一堆被泡烂的纸，纸页黏在一起，像死鱼的肚皮，翻不开。他一张一张揭，揭得慢，怕撕了。
那叠收养记录是压在最底下，被一根断掉的横梁压着，半截埋在泥里。他用树枝撬，撬了二十分钟，才把整叠抽出来。纸是黄的，边角卷了，字迹晕了，像被谁用手指头抹过。他数了数，一共七份，六份完整，第七份，从中间撕开了，右半边没了，只剩左半边，上面有个“沈”字，墨迹淡得快没了，像被人用指甲刮过。
他没说话，把那半张纸塞进防水袋，贴身放着。回去的路上，他踩着泥水，鞋底粘了块干牛粪，没踢掉。
晚上十一点，他坐在酒店房间的桌前，电脑屏幕亮着，扫描仪嗡嗡响。那半张纸被平铺在玻璃板上，灯光打下来，他用软件放大，调对比度，一点点抠出“沈”字的笔画。他没查资料，没发邮件，没联系任何人。他只是把文件上传到全球儿童权益数据库的“历史收养记录缺口”模块，备注栏里只写了一个词：**未完成**。
系统自动弹出提示：**触发跨国追查机制，预计72小时内响应**。
他关了电脑，没睡。坐在窗边，看外面路灯照着湿漉漉的街道，一只猫从垃圾桶后头钻出来，舔爪子，舔了三下，又钻回去了。
三天后，电话响了。
是个老男人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铁皮。
“你是……陆知遥？”
“嗯。”
“我叫陈国栋。以前在圣玛利亚孤儿院，管档案的。”
“我知道。”
“你……你找到那张纸了？”
“找到了一半。”
电话那头沉默了。久到陆知遥以为断了。然后，那声音又响起来，带着气音，像在哭，又像在喘不上气。
“那天……是沈先生签的字。他来得晚，下午四点。院长说他要领养7号。他没进院子，就在车里坐着。车是黑色的，宾利，车牌我记着，后来查过，是他的。”
陆知遥没接话。他低头，看自己左手虎口，有一道旧疤，是六岁那年被铁门夹的。他用拇指摩挲了一下。
“他看了你一小时。你蹲在院子里，数蚂蚁。你没抬头。他也没下车。”
“……然后呢？”
“他让司机开走的时候，哭了。”
陆知遥没动。窗外，一只乌鸦落在晾衣绳上，歪着头，盯着他。
“他哭什么？”他问。
电话那头吸了口气，像要把肺里的空气全抽干。
“他说，他怕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你叫他一声‘爸爸’。”
陆知遥没说话。
电话那头也没再出声。过了十几秒，陈国栋轻轻说：“你要是想……想见他，他现在在伦敦。画廊，镜屋。他……他天天去。”
陆知遥把电话挂了。
他没回消息，没发邮件，没打电话。他只是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旧日记。封面是蓝布的，边角磨得发白，是孤儿院发的，每页都印着“每日记录”四个字，字是红的，褪得快没了。
他翻开，翻到最新一页。
笔尖在纸上停了三分钟。
他写：
**原来，他比我还怕被抛弃。**
写完，他合上日记，没锁，没藏，就放在床头柜上。灯没关。
第二天早上，他去机场。没带行李，只带了那半张纸，和那本日记。
他没告诉任何人要去哪。
飞机落地，他没打车。他走路，从希思罗机场走到市中心，走了四个小时。鞋底的泥早干了，碎成灰，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注意。
他站在画廊门口，玻璃门上贴着“闭馆维修”的纸条，已经发黄，边角卷了，像被风吹过很多次。门没锁，他推了一下，吱呀一声。
镜屋在最里面。
他没开灯。
四面墙全是镜子，锈得厉害，边角挂着褪色的绸布，像被撕过又懒得清理。地上有水痕，是昨天的雨，还没干透。空气里有铁锈味，还有点咖啡渣的苦气。
沈霁梧站在正中央。
他穿着灰羊毛大衣，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子内侧还沾着一点咖啡渍，是昨天在便利店买的。鞋底的泥点已经干了，结成灰白色的块，踩在镜面地板上，留下浅浅的印子。
他没动。
他没看陆知遥。
他只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陆知遥站在门口，没进去。他把那半张纸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地上，用脚尖轻轻推了推，纸滑到沈霁梧脚边。
沈霁梧低头，看了一眼。
没弯腰捡。
也没抬头。
陆知遥说：“你那天，为什么哭？”
沈霁梧没答。
他抬手，摸了摸下巴，然后停住，像在确认什么。
他低头，看自己的脚尖。
再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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