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和小陶走在中间，红姐的手一直搭在小陶的肩膀上，像是在保护她，又像是在从她身上汲取某种力量。阿豪和眼镜并排走着，阿豪东张西望，眼镜低着头，嘴里念念有词。刘叔走在最后面，步子很慢，时不时停下来，回头看一眼来时的路。
七个人的影子在晨光里拉得很长，像七条灰色的蛇，在石板路上扭曲着爬行。
第一排房子最近的一户，门框上还贴着春联。春联已经褪色了，红色的纸变成了暗粉色，黑色的字迹模糊不清，只能隐约认出上联的最后一个字——“安”。
林涵停在门前，凑近看了一眼门板上钉着的木板。木板是松木的，大概两指厚，用铁钉钉死。铁钉已经生锈了，锈迹顺着木板往下淌，在门板上留下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
“要撬开吗？”老赵问。
“不。”林涵摇头，“门被钉死是有原因的。在弄清楚原因之前，不要破坏任何东西。”
他绕过这户人家，继续往里走。
村子里的安静不太正常。不是那种乡村清晨的宁静——没有鸡鸣，没有狗叫，没有炊烟，甚至连风声都像是被什么东西过滤了一遍，变得沉闷而遥远。唯一的声响是他们自己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敲出空洞的回响。
走了大概五分钟，他们到了村子的中心。
这里有一个小广场，铺着青砖，大概半个篮球场大小。广场中央有一棵老槐树——和在灵堂院子里看到的那棵一模一样，但更大，更老，树干粗得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树枝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但树枝上挂满了东西——红布条。
成百上千条红布条，有的已经褪成了白色，有的还保持着暗红色，在风里轻轻飘动。每条布条上都写着黑色的字，但年代太久远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槐树的根部堆着一圈石头，石头上摆着供品——已经腐烂的水果、发霉的糕点、还有几只倒扣的碗。碗的旁边插着一排香，香早就烧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竹签。
“这是村子的‘社树’。”刘叔突然开口了，“南方很多村子都有。逢年过节，村民会在树下烧香、摆供品、系红布条许愿。”
“你怎么知道？”阿豪问。
“我当过老师，教过乡土文化。”刘叔的声音平静，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树冠的方向，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这棵槐树至少有两百年了。”
林涵绕着槐树走了一圈。他发现树干上刻着字——不是红布条上的许愿，是直接刻在树皮上的。字迹深浅不一，有的是新刻的，有的已经被树皮重新包裹住了，只露出一道疤痕。
他蹲下来，仔细辨认那些字。
“陈秀英，不得好死。”
“陈秀英，你还我儿子命来。”
“贱人，去死。”
“落水村的耻辱。”
林涵数了数，至少有十几条。刻痕有新有旧，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最晚的就在三年前——和村民死亡的时间吻合。
“这些是什么？”红姐凑过来，看到那些字，脸色变了。
“她在村子里不受待见。”林涵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十几年。”
“为什么？”
“不知道。”林涵看向槐树后面的一排房子，“但这里有人知道。”
那排房子中间有一栋明显比其他房子大，两层小楼，白墙黑瓦，门口还立着两根水泥柱子，上面挂着一块牌匾——“落水村村民委员会”。
村长办公室。
林涵走过去，推了推门。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
里面的布局很简单——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墙上挂着一面褪色的红旗和几张奖状。办公桌上积了厚厚的灰，但林涵注意到一个细节——桌上的灰尘不是均匀的，有一块长方形的区域灰尘很薄，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拿走了，又放回来了。
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第一个抽屉里是文具——圆珠笔、订书机、橡皮筋，都已经老化了。第二个抽屉里是文件夹，林涵把它们拿出来，摊在桌上。
文件夹里是村委会的会议记录、村民名单、土地承包合同之类的东西。林涵快速翻看，找到了陈秀英的名字。
陈秀英，女，62岁（三年前），独居，住址：落水村23号。备注栏里写着：“低保户，儿子在外打工，长期无人照顾。”
他继续翻。在另一份文件里，他找到了一份“村民矛盾纠纷调解记录”。日期是四年前——比村民死亡早一年。纠纷双方是陈秀英和村长王国柱。
纠纷原因：陈秀英声称村长“侵占她的土地”，村长否认。调解结果是“双方和解”。
但在“和解”那一栏的旁边，有人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
“这老太婆疯了，整天胡说八道，说什么水不能喝，要报警。我看她是想讹钱。”
林涵把这页纸折好放进口袋。
“林涵。”老赵的声音从文件柜那边传来，“你过来看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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