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五月的江南，蚕丝已经上了市。
苏州织造局的太监孙成坐在码头的凉棚下，手里捏着一把折扇，面前摆着一碗凉茶。
他身后的库房里堆满了今年新收的白丝，一捆一捆码得整整齐齐，在阴凉处泛着温润的银光。
码头上站着一排丝商。
他们是从湖州、嘉兴、松江各地赶来的，有的在苏州做了几代人的丝绸生意，有的祖上给织造局供丝供了上百年。
此刻他们站在五月的日头下，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岁月磨钝了的疲惫。
“孙公公——”
领头的老商人姓沈，头发已经全白了，躬着身子站在最前面，手里捏着一叠泛黄的账本，“去年欠的丝款，您看什么时候能给结了？我们这些小本买卖，实在是周转不动了。”
孙成摇了摇折扇，眼睛看着码头上来往的货船，像是没有听见。
沈老商人又往前迈了半步，把账本往前递了递：“孙公公，这是去年您收丝的账目，共计白丝一千二百斤，官价每斤三钱二分银子。但去年市价是每斤七钱。咱们体谅织造局的难处，按官价交了丝。可这官价的钱，也欠了快一年了。”
孙成终于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里没有恶意，但也没有任何愧疚，是一种见惯了这种事之后的漠然。
“急什么？织造局的银子又不会飞了。朝廷的款项一到，自然给你们结了。再说了——你们这些商人，这些年靠着织造局吃饭，赚得还少吗？多等几天怎么了？”
沈老商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他身后的几个年轻商人脸上已经有了怒色，但被旁边的老商人用眼神压住了。
他们在苏州做了这么多年生意，知道和织造局的人当面吵没有用。
织造太监是宫里的人，直接对皇帝负责，连苏州知府都管不了他们。
沈老商人把账本收回来，对着孙成鞠了一躬，转身带着丝商们走了。
他们走出码头的时候，五月的阳光正毒辣，晒得石板路上蒸起一层热浪。
一个年轻商人忍不住骂了一句：“这他娘的叫什么世道，丝是我们养的，货是我们的，银子却不给！”
旁边一个中年商人叹了口气：“骂有什么用？海青天在南京的时候，孙成还收敛过一阵子。现在海青天走了，这些人又故态复萌了。”
“那就去南京告！海青天虽然走了，但南京都察院还在！听说新来的右副都御史姓王，也是个清官！”
“王用汲？”
中年商人想了想这个名字，“听说他在南京查了不少案子，但织造局的事——他管得了吗？”
没有人回答。
三天后，沈老商人带着几个丝商代表，坐船到了南京。
他们没有直接去都察院，而是先去了海瑞的祠前。
海公祠坐落在南京城外的钟山脚下，简朴得不像一个一品大员的祠堂。
没有朱漆的门楣，没有石狮镇守，只一间素瓦青砖的小祠，祠内的牌位是寻常的木质，案前的香炉也是粗陶所制。
门前的石阶不过三级，却被往来的人踩得光亮如洗。
几个路人经过时，自发地停下脚步，朝祠门的方向鞠了一躬。
沈老商人将一炷香供在香案上，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对同来的丝商们说：“海青天在世时，织造太监哪里敢这么欺负人。现在他不在了，我们不能让他白打了那些底子。走——去都察院！”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用汲是在当天下午接到案卷的。
他今年六十一岁了，头发已经灰白，但精神很好，眼睛里有一种很安静的光，不是海瑞那种能烧穿一切的火，而是一种能穿透水面的光，不急不躁，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把案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沈老商人递上来的账本记得很详细，织造局从万历十二年到万历十五年，共拖欠丝款三万二千两银子。
官价收丝的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不到，有些年份甚至不到四成。
除了沈老商人的丝款外，账本上还列着其他商人的积年旧欠，拖得最久的一笔，已经整整十三年。
那个被欠款的老丝商已经去世了，现在是他的儿子在讨这笔账。
海瑞在职的时候，勒令其结清，但是其一死，这笔账就又不了了之了。
王用汲把案卷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南京都察院的值房比北京简朴得多，窗外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里种着一棵桂花树，是海瑞在任时亲手栽的，现在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
他没有海瑞那样大刀阔斧的脾气，但他的认真比海瑞更细致。
海瑞是用火把烧出一条路，王用汲是用针把每一个线头都挑开，把每一根线都理清楚。
他花了整整十几天时间，把织造局近年来的每一笔交易都查了一遍。
他调了苏州织造局的账册，和丝商们的私账逐笔核对。
每一笔账的差额都标注出来，每一个欠款的时间节点都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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