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干旱从春耕时节就显了端倪。天蓝得不真实，像一块被反复擦洗的琉璃瓦，连一丝云絮都挂不住。雨水迟迟不来，草芽钻出土皮便蔫了尖儿，黄瘦得可怜。老牧民们坐在毡房前抽旱烟，眯着眼望天，说这是“白灾”的前兆——不下雨，也不下雪，整个草原就成了一座巨大的火药库。
巴图就是在这时候回来的。他离开草原八年，在上海的弄堂里辗转，做过保安，送过快递，最后在一家小饭馆的后厨颠勺。油烟熏坏了他的嗓子，也磨去了他眉眼间最后一点牧民的粗粝。他穿着城里人时兴的薄夹克，脚上是锃亮的皮鞋，走在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像个外来的访客。
“回来看看阿妈。”他向每一个问起的人这样解释。但其实他的阿妈三年前就走了，葬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坡地上。他只是累了，被城市的硬路面硌得脚疼，想找个能光脚踩泥的地方。
那晚的篝火是额吉点的。额吉是巴图母亲生前最好的姐妹，看见巴图回来，浑浊的眼睛里汪了两泡泪。她颤巍巍地划亮火柴，枯枝和干牛粪堆成的火堆“轰”地一下蹿起来，把几个人的脸都映成了跳动的金红色。
“燎一燎，去去晦气。”额吉拍着巴图的手背，掌心像砂纸，“城里待久了，身上容易沾脏东西。”
巴图笑了笑没说话。火光里，他想起了上海出租屋里那盏总也修不好的顶灯，想起后厨永远洗不净的油污，想起地铁通道里那些面无表情的面孔。此刻的火是活的，它有自己的呼吸，每跳一下都带着草籽爆裂的细微声响，燎得人脸颊发烫，心里那片冻土也跟着松动了几分。
酒是额吉自酿的马奶酒，装在银壶里，倒在木碗中泛着乳白的光。几碗下去，巴图的话就多了起来。他讲上海的霓虹灯如何把夜晚照成白昼，讲高架桥上车子如何堵成一条发光的河，讲他出租屋隔壁那个总在深夜唱歌的姑娘。额吉和几个留下的老牧民听得入神，火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种下两粒小小的太阳。
“城里人，”巴图又灌了一碗，舌头有些大，“城里人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火。他们做饭用电磁炉，取暖用暖气片，火对他们来说只是屏幕里的一个符号。”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指着眼前的篝火，“这才是火！能把你骨头里的寒气都烤出来的火！”
他醉得太厉害了。临走时，额吉要把篝火熄灭，巴图拦住了她：“让它自己燃尽吧，草原上的火就该自然生自然灭。”
额吉犹豫了一下。草原上的规矩，人离火灭，这是祖辈传下来的铁律。但巴图醉醺醺地坚持，她看着这个从小就倔强的孩子，终究叹了口气，由他去了。
夜深了，人都散了。篝火在空旷的草原上独自燃烧，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风是从午夜开始大的，先是贴着草皮低低地吹，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后来便扬了起来，裹挟着火星子向四面八方抛洒。那些火星落在枯黄的草尖上，起初只是针尖大的红点，闪烁几下便要熄灭。可风太干了，草也太干了，终于有一颗火星站稳了脚跟，“噗”地一声，像有什么东西在心里绽开了。
巴图是被热浪拍醒的。他掀开毡帘的瞬间，整个人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天边是令人眩晕的橘红色，从地平线一直烧到半空中，把北斗七星都染成了暗淡的灰影。空气里有焦糊的味道，混着草木灰的苦涩，还有一种细小的噼啪声，像千万只蚕在同时啃食桑叶。
他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冲了出去。赤脚踩在夜露打湿的草地上，刺骨的凉从脚底直窜到天灵盖。可越往火场方向跑，地面就越烫，最后几乎像踩在炭火上。他看见远处有黑烟滚滚而起，烟柱里裹着金红的火舌，舔舐着所剩无几的天空。羊群在左近的山坡上挤成一团，咩咩的叫声被风声撕得七零八落。
“巴图！”是额吉的声音。老人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赶到了，花白的头发散在风里，手里攥着一把铁锹。“去东边！东边的隔离带还没挖完！”
他机械地跑起来。砂砾硌着脚心的痛感已经麻木了，喉咙里像塞了一团烧红的铁丝。沿途看见好几处零星的起火点，有的只是一丛灌木在燃烧，细枝在火中蜷曲成问号的形状；有的已经连成片了，火舌贴着地面席卷，所过之处只留下焦黑的印记。
等他们终于在东边的草场上汇合时，巴图才真正看清了那场火的规模。那不是他以为的一条火线，而是一片火海，从西到东横亘了整个视野，像大地裂开了一道岩浆的伤口。火头最高处足有两人多高，烈焰翻卷着向上腾跃，每一次扑击都有新的草场沦陷。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两者合谋着吞噬一切。
有人在他耳边喊：“风向变了！往北偏了十五度！”接着是铁锹挖土的钝响，灭火器的嘶鸣，还有女人孩子的哭喊。巴图站在原地，看着那堵火墙越来越近，热浪烤得他不得不眯起眼睛。额吉从他身边跑过去，佝偻的背影在火光中被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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