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垃圾场边缘那辆报废的蓝色卡车里。
那天下午，日头毒辣，把废铁皮晒出一层晃眼的白光。我跟在母亲身后，穿过堆积如山的旧冰箱和洗衣机，空气里浮着一股金属生锈的腥气。母亲走得很慢，深蓝色布裙下摆被风掀起又落下，像一只疲惫的鸟。环卫工老周蹲在阴凉处修理他的三轮车，看到我们，拿扳手指了指最里面。“还在那儿，”他说，“两天没动弹了。”
蓝色卡车是父亲三年前买的。当时他辞了造纸厂的活，说要跑运输，能多挣些。我记得买车那晚他喝了点酒，坐在院子里擦方向盘，母亲端了碗醒酒汤过去，他没接，只是说：“会好的，都会好的。”母亲没应声，把碗放在石阶上，转身回屋。月光落在方向盘上，被父亲的手掌反复遮盖又露出，像某种断续的承诺。
后来运输的生意并不好做。柴油涨价，过路费涨，父亲的腰却先垮了。有一天他从车上下来，整个人弓着，一只手扶住车门，额头上的汗珠子颗颗分明。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得歇。父亲歇了三个月，其间把车卖给了二手商，可那人给了定金后就没了影。车还在，钱没来。父亲又开始喝酒，喝得比从前凶。母亲起初还劝，后来不劝了，只是把酒瓶收走，放进灶台最上面的柜子里。父亲够不着，就坐在椅子上看着柜门发呆。
我去看过他几次。每一次，蓝色卡车的驾驶室都比上次更乱。空酒瓶滚在座位底下，烟灰缸满了又溢出来，后视镜上挂着的平安符落了灰，红穗子变成了灰褐色。父亲靠在座椅上，脸朝着车窗外，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叫他，他回过头来，眼里的焦距慢慢收拢，像有人在水面搅散了一团月光又重新聚拢。“来了啊，”他说，声音是哑的，“作业写完了？”我说写完了。他点点头，又转回去看窗外。窗外是垃圾场，再远是高速公路，车来车往，轰隆隆的声音传到这里时已经变得闷钝，像隔着一层水听雷。
母亲说别管他了，让他自己想通。可我总觉着，父亲坐在那辆车里的样子，不像在想通什么，更像是在慢慢熄灭。像一根烧到尽头的蜡烛，火焰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一缕青烟，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个下午，母亲站在车外喊他。隔着落满灰尘的挡风玻璃，我看见父亲动了动，却没有起身。母亲又喊了一声，声音比刚才大了些，尾音却有点抖。我站在母亲身后，看着她的后背，蓝布裙子被汗洇湿了一小块，贴在脊梁骨上。父亲终于转过身来，打开车门，落地的动作有些迟缓。他瘦了很多，颧骨高高支出来，眼窝陷下去，整个人像被什么抽空了大半。
母亲说：“回家吧。”
父亲没答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手原来很大，指节粗壮，能把方向盘握得稳稳当当。现在却干枯得像冬天的树枝，筋脉浮在皮下面，一根一根数得清楚。
“这里凉快，”父亲说，“回去闷。”
“你两天没吃东西了。”
“不饿。”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布袋里掏出一个保温盒，打开，是白粥，还冒着热气。她把粥递过去，父亲没接。两个人就这么僵持着，粥的热气在两个人中间袅袅地升，散了又升。垃圾场远处传来铲车倒车的提示音，滴——滴——滴，单调又固执，像某种倒计时。
后来是父亲先转开了脸。他重新坐回驾驶室，把门关上，咔嗒一声，锁上了。母亲端着粥站在车外，站了很久。太阳从她左边移到右边，她的影子在地上转了一个钝角。最后她把粥放在车头的引擎盖上，转身往回走。我跟上去，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的脸在脏污的挡风玻璃后面变得模糊不清，像一张泡了水的旧照片。
那天晚上，父亲还是没有回来。
我躺在床上听窗外的声音。夏天的夜晚并不安静，青蛙在田里叫，远处高速公路上偶尔有货车经过，声音由远及近再及远，像谁在拉一把很长的弓。我翻了个身，看见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细细的白线。白线的尽头是母亲的缝纫机，她坐在那里，没有开灯，手搭在机头上，一动不动。暗影里，她的轮廓像一尊被遗忘的塑像。
第二天一早，母亲去垃圾场给父亲送早饭。她回来时脸色白得像纸，手里还拎着保温盒，粥一口没动，已经凉了，凝成了一层薄膜。我正蹲在院子里刷牙，看见母亲走进来，脚步虚浮，蓝裙子上沾了些灰，裙摆被什么刮破了一小片。
“妈？”我含着牙膏沫叫她。
她没应我，径直走进厨房，把保温盒放在灶台上，然后背对着我站了很久。我站在厨房门口，看见她的肩膀开始抖，很轻微的，像风里抖动的叶子。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抖着，抖了一会儿，又静下来。她抬手抹了把脸，转过身，眼睛是红的，但没有眼泪。
“去上学吧，”她说，“要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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