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兵司马高顺在陕县驻扎了月余，如同悬在所有人头顶的一柄利剑。他带来的不仅是威慑，更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效率。他并不直接插手“核籍”的具体事务，却每日要求陈冲和王恺汇报进展，对任何含糊、拖延之处追索不休。在他的“督察”下，县寺诸吏前所未有的“勤勉”，豪强们也前所未有的“配合”。
杨家果然如杨伯安所言，呈上了“重新厘清”的田亩丁口册簿，虽仍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至少表面文章做得齐全，数目也“好看”了许多。那位在户曹当差的杨家族人杨青，更是隔三差五便“请教”陈冲，态度恭敬，问的问题却刁钻细致，从田亩等次划分的依据，到“手实”中“抵押典当”一项的具体界定，纠缠不休。陈冲心知这是杨家的“软钉子”，意在消耗他的精力，制造工作障碍，甚至设下言语陷阱。他只能打起十二分精神，以最标准的官方条文回应，半分不敢行差踏错。
在高压和“配合”的双重作用下，陕县的“核籍”工作，以一种近乎畸形的速度，向前“推进”。一份份经过“核查”、“厘清”的田亩、户口简册被制作出来，堆满了陈冲的案头，又被他整理汇总，上报给高顺和王恺。数字是“清晰”的，册簿是“完整”的，至少在纸面上，陕县似乎正在一步步接近“王田令”所要求的那个理想图景。
高顺对这份“效率”似乎还算满意，至少他紧绷的脸上偶尔会露出一丝极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缓和。郡府的限期已近，他需要带着“成果”回去复命。
终于，在一个柳絮纷飞的暮春下午，高顺接到了郡府的调令。他召集王恺、陈冲等一干相关吏员，做了最后一次“训示”，无非是“新政攸关，不可懈怠”、“已核之籍，务求详实”之类的套话。翌日清晨，他便带着那两百郡兵，如同来时一般，干脆利落地拔营离开，只留下东门外一片被践踏得凌乱的营地和县寺中骤然松弛、却又带着几分茫然的气氛。
压在头顶的巨石移开了，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王恺连日来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些，甚至破例在廨署中夸赞了众人几句，尤其提到了陈冲的“辛劳”。同僚们的目光再次投向陈冲，这一次，少了些之前的审视与幸灾乐祸，多了几分复杂的、难以言说的东西——有佩服他能在如此压力下挺过来的，有嫉妒他因此更得县令看重的，也有冷眼旁观、觉得他不过是一时侥幸的。
杨青不再来“请教”了，杨府那边也再无声息，仿佛之前的一切龃龉、对峙、乃至那场未遂的刺杀，都随着郡兵的离去而烟消云散。陕县似乎又回到了“王田令”颁布之前的那种表面平静，只是这平静之下，多了一层被强行抚平后的褶皱，无人愿意再去触碰。
然而，陈冲的心中，没有半分轻松。
夜深人静，吏舍狭小的窗户透进冰冷的月光。陈冲没有点灯，只是静静地坐在板铺上，背靠着粗糙冰冷的土墙。手臂上那道被苇席划破的伤口早已结痂脱落，留下一道浅粉色的新肉，偶尔在阴雨天会有些发痒，仿佛在提醒他那夜的真实。
身体的威胁或许暂时解除了，但一种更深沉、更宏大的危机感，却如同这春夜料峭的寒气，无声无息地渗透进他的四肢百骸，让他从骨子里感到一阵阵发冷。
郡兵走了，杨伯安暂时收敛了，王恺似乎也能对郡府有所交代了。他陈冲，一个原本微不足道的斗食小吏，似乎因着这份“差事”，在县寺中站稳了脚跟，甚至有了些许微末的“名望”。若是一个真正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汉代小吏，此刻或许会感到一丝疲惫的满足，或是对未来升迁的渺茫期盼。
但陈冲不是。他脑海里装着的是跨越两千年的历史认知。他知道，脚下这个名为“新”的王朝，它的寿命，不过短短十余年。他知道，王莽那一套充满理想主义却严重脱离现实的“复古改制”，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将整个帝国拖入越来越深的泥潭。土地兼并不会因“王田令”而缓解，只会以更隐蔽、更激烈的方式进行；经济管制（五均六筦）将成为官吏腐败和掠夺的温床；频繁的对外战争和严酷的律法将耗尽民力，激化矛盾；而层出不穷的、充满谶纬迷信的“改革”（如屡次更改官制、地名、货币），只会加速统治权威的流失。
用不了多久，蝗灾、旱灾、黄河决口……各种天灾会接踵而至，与疯狂的新政叠加，将本就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百姓逼入绝境。然后，是绿林、赤眉，是各地豪强借机起事，是比秦末更为惨烈、也更为混乱的大规模战争与杀戮。那将是一个人不如犬、千里无鸡鸣的可怕时代。
而他陈冲，此刻所在的弘农郡陕县，地处关中与关东交界，临近黄河，未来必是兵家必争之地，烽火狼烟之所。他现在这点微不足道的“安稳”和“名望”，在那滔天的历史洪流面前，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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