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石勇等十七人送入那处无名山谷，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是最危险的一步。陈冲回到县寺，表面一切如常，但心头那根弦却绷得更紧了。十七个大活人，消失在了官方视野中，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去向，否则一旦被有心人追查，立刻就是滔天大祸。
他需要为这十七人，也为那片山谷，编织一层薄薄的、却能暂时应付检查的“合法”外衣。这需要利用他作为田籍文书吏员的职权，更需要钻新朝初期官僚体系混乱、文书管理粗疏的空子。
接下来的几天，陈冲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浩如烟海的故纸堆和繁琐的日常公务中。他做得比以往更加勤勉，也更加“细致”。
首先，是那片山谷的土地属性。在县寺的田亩图册和户籍地界档案中，那片位于黑石乡以南、伏牛山余脉深处的谷地，要么未被标注，要么就是一笔带过的“荒山”。陈冲需要将其“正式”纳入管理，但又不能引起注意。他选择了最不起眼的方式——在整理一批前朝遗留的、关于“山林川泽”归属的陈旧简牍时，“发现”了一处记载模糊的“黑石岭南坡废地，约百亩，久荒”。
他“如获至宝”，将这份简牍抽出，誊抄在新的木牍上，并在备注中，用那种标准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公文笔调写道：“据旧档及乡老口述，该处确有无主荒谷，荆棘遍布，间有野兽，历无人居。按新制‘王田’之法，无主之地当归‘王田’，然地僻土瘠，暂难垦殖。宜录档存查，俟后处置。”然后，他将这份新的木牍，归入了“待垦荒田”一类文书中。这类文书堆积如山，鲜少有人认真查阅，不过是应付上峰“清查荒地”要求的纸面文章。
这样一来，那片山谷至少在县寺的档案里，有了一个“合法”的、不起眼的身份：一片登记在册、归属“王田”、但条件恶劣、暂无价值的“待垦荒田”。未来若有人问起，他可以拿出这份记录，证明自己并非“私占官地”或“隐匿田亩”。
其次，是石勇等十七人的身份。他们现在是“黑户”，是脱离了原籍的流民。陈冲利用协助登记流民的便利，在汇总上报给户曹的“流民安置情况”简册上，做了手脚。他没有将石勇等人列入“已遣返”、“已就地编户”或“领粥就食”的任何一类，而是单独列了一项，人数、姓名与石勇等人相符，但在“处置去向”一栏，写的是：“经查，该伙流民自言愿往南山采撙垦荒自活，已予放行。按其所述方向，应为宜阳、新城交界之野岭，已出本县辖境。”
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写法。既承认了这伙人存在过，也给出了一个“去向”——去南山里自谋生路，并且暗示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了陕县地界。如此一来，即使郡府或上级某天抽查流民安置情况，看到这份记录，也只会认为这是一伙自行离开、难以追踪的普通流民，不会深究。而“宜阳、新城交界之野岭”这个模糊指向，更是将可能的追查视线引向远方。
当然，这套说辞漏洞百出。流民自行进山“垦荒自活”，在官方层面几乎不被允许，也缺乏监管。但正因为其不合常规，在眼下流民问题突出、各级官府焦头烂额、只求表面数字“好看”、别在自己辖区闹出大事就行的氛围下，反而成了一种被默许的“处置”方式——眼不见为净。陈冲赌的，就是这种官僚体系底层执行时的惰性和敷衍。
然而，这还不够。最大的风险在于，石勇等人并非真的去了遥远的“宜阳、新城交界”，而是近在咫尺的黑石岭南谷。一旦有人——无论是县寺中多事的同僚，还是黑石乡的乡啬夫、里魁，甚至是进山的猎人、采药人——发现山谷中突然多了十几口人在开荒居住，立刻就会产生疑问：这些人从哪来？有没有在官府登记？是不是逃户或匪类？
陈冲必须未雨绸缪。他再次利用了“公务”的便利。几天后，他主动向王恺提及，前次“核籍”中，发现黑石乡等地山民、猎户的“手实”多有疏漏，且山地边界不清，易生纠纷，建议趁夏日农闲（其实山民无所谓农闲），派人再做一次简要的巡查看，一来可完善山地户籍，二来也可宣谕朝廷“王田”之政，安抚山民。理由冠冕堂皇。
王恺对“完善户籍”、“宣谕朝政”向来有兴趣，尤其在高顺走后，他需要一些“积极作为”的政绩来冲淡之前的被动，便同意了，让陈冲与熟悉山情的贼曹一名老卒同行，去黑石乡等处“巡视”，限期五日。
这给了陈冲一个正当理由前往黑石乡，并有机会“偶遇”乡啬夫和当地里魁。在“巡视”过程中，他状似无意地对乡啬夫提及：“近日郡府又有文书，言及流民安置之事。有流民擅入山林，各县需加强巡查，以防其聚众为患，或隐匿开荒，逃避赋役。黑石乡山深林密，尤需留意。若有发现生人聚集，需立即报官。”
乡啬夫唯唯诺诺，抱怨山大地广，人手不足，难以周全。陈冲便道：“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乡中猎户、采药人，常入深山，可嘱其留意，若有发现，及时报知乡亭，查明是否为本乡逃户或外来流民。若确系无籍流民擅自垦居，按律当驱离或收押。此亦是为乡里安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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